|
| 中評智庫基金會與兩岸港澳及國際的近300家智庫合作，用智者的真知灼見去迎戰“後真相”時代。 |
中評社╱題：中評社的“後真相”時代應對策略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
【摘要】“後真相”最麻煩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眾的疏離真相的心態，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緒的後面，真相在新聞傳播中就可能會永遠都沒有出頭之日，因為受眾不需要真相了。我們知道，打開真相的鑰匙是事實，真相必須通過事實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著不需要事實。試想一想，不需要事實的新聞會是什麼樣子的新聞？事實是客觀存在，新聞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有事實才有新聞。先有事實，後有新聞，沒有事實，就沒有新聞。背離事實，是假新聞。如此看來，不需要事實的“後真相”，其荒謬不止於假新聞，應當是謬新聞，用謬論筆法寫出的新聞。
2016年11月22日，牛津字典宣布，“後真相”（post-truth）是其年度詞，用來描畫“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情形。我們當時不知道的是，“後真相”時代的突然降臨，不僅給中美關係，也給兩岸關係和香港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今後如何應對“後真相”時代帶來的麻煩？不僅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問題，也是擺在中國評論通訊社面前的難題。
一、什麼是“後真相”？
1.關於“後真相”，國際學界研究已久，中國學界也有跟進。有專家介紹說：我們是否進入了“後真相”時代？早在1992年，美國《國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海灣戰爭的文章《後真相及其後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後真相”一詞，並賦予其“情緒的影響力超越事實”的含義，但該詞在當時並未引起注意。此後，“後真相”一詞雖然屢被提及，也並沒有產生多大的社會反響。2004年，美國傳播學者拉爾夫·凱伊斯(Ralph Keyes)闡釋了“後真相”的哲學內涵，認為後真相時代是“模糊的陳述，模棱兩可將成為未來一種新的真實觀”。(Keyes，2004)2012年，英德拉吉·帕瑪爾(Indejeet Parmar)提出了“後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總統競選中的謊言、公共輿論與政策討論相背離的事實(Parmar，2012)。直到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上台兩大事件促使“後真相”一詞迅速走紅，使用頻度增長了2000%，而特朗普被認為是“後真相”時代的代表性人物，雖然他經常攻擊一些主流媒體報道“假新聞”，但似乎他本人也並不在意什麼是真實的，他的選民也不在意(張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詞典》將“post-truth”評為英語世界其年度熱詞，揭示了社交媒體時代情感比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現象。對此，牛津詞典總裁卡斯帕·格拉思沃爾解釋道，過去的2016年被極具爭議性的政治和社會輿論主導，“後真相”當選2016年度熱詞並不意外。經由《牛津詞典》熱詞評選的發酵與推波助瀾，“後真相”迅速成為熱點議題。圍繞“後真相”現象，域外學術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選舉中的公共輿論、社交媒體、新聞倫理等方面。亞當·庫哈爾斯基(Adam Kucharski)通過分析社交媒體的技術特點發現，“後真相”時代的虛假新聞和“回音室”效應有關(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萊文(Meredith Levine)主張藉鑒心理學通行的“金水法則”來規範“後真相”時代的新聞倫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與羅素·曼尼恩(Ewen Speed & Russell Mannion，2017)視“後真相”為民粹主義運動，指出“後真相”政治嘗試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喉舌，通過製造“假新聞”來煽動恐懼和仇恨的“他者”(Speed & Mannion，2017)；曼紐爾·阿里亞斯-馬爾多納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網絡本身就是一種情感驅動的平台，促進人們建構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變了政治行動者和公民的相互聯繫(Arias-Maldonado，2017)。①由此可見，“後真相”的出現，驚動了西方，也驚動了東方，已經成為全球政界、學界及傳媒界不能不面對的棘手問題。
還有專家分析指出：“後真相”一詞原本用來形容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指的是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影響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人們衹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在2016年以後，有西方學者提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真相”已經衰落，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西方社會已進入“後真相時代”。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他們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議題，由此放大和強化某種情緒或偏見。②
從上述介紹來看，“後真相”不算是正面的詞彙，其中突出的負面內涵在於：其一，與假新聞緊密連接。其二，與情緒化緊密連接。其三，與去真相化緊密連接。“後真相”從概念到實踐，再到代表人物特朗普的出現，最終完成了影響政治、顛覆政權的輿論力量的轉型。這個時候，任何無視“後真相”的結構與作用者，都是非常不智的。“後真相”時代的降臨，更會導致社交媒體的無序與傳統媒體的無力，真相或者會永遠退出新聞傳播，如是，“後真相”則為人類社會的巨大禍害。
2.“後真相”時代強烈的衝擊導致受眾心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有專家分析指出：“後真相”時代下新聞信息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在這個時代下，廣大公眾還是願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對事實真相的追求卻不像以往那麼執著，公眾更願意相信和追尋那些在情感及立場上能夠引發其共鳴的事件。而很多新聞也開始側重對公眾情緒的引導，更加注重新聞的故事化。廣大民眾愈發地感覺到，說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誰來說。大家衹支持與自己意見、情感和態度相一致的觀點。人們開始更關注某件事件的立場和觀點，事實真相就變得不再那麼重要。在對事實進行拆分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小部分事實帶來的情感足夠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同時也能左右我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部分事實的發展對人們獲取信息形成干擾，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催生謠言的興起和泛濫。③
看來，“後真相”最麻煩的就是重新塑造了受眾的疏離真相的心態，一旦真相排在了情緒的後面，真相在新聞傳播中就可能會永遠都沒有出頭之日，因為受眾不需要真相了。我們知道，打開真相的鑰匙是事實，真相必須通過事實才能找到，不需要真相意味著不需要事實。試想一想，不需要事實的新聞會是什麼樣子的新聞？事實是客觀存在，新聞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有事實才有新聞。先有事實，後有新聞，沒有事實，就沒有新聞。背離事實，是假新聞。如此看來，不需要事實的“後真相”，其荒謬不止於假新聞，應當是謬新聞，用謬論筆法寫出的新聞。
二、“後真相”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
“後真相”與特朗普的名字之所以緊密相連，是因為在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的諸多因素中，互聯網成為了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中國有位名叫李易的專家早在2016年11月21 日就這樣說：“2016年11月9日，美國東部時間凌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落下帷幕，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如無意外，他將成為美國第58屆總統，在2017年1月左右上任。互聯網業界人士無不奔走呼號：你們看啊，擅用社交網絡的特朗普勝利了，這就代表著互聯網的勝利！但是，在我這樣一個長期觀察與研究互聯網的學術人士眼里，卻有著一個截然相反的結論：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不是互聯網的勝利而是‘後真相’時代的勝利，當然，這更是我們全人類的巨大悲哀。”不得不說，這位專家確實目光如炬，及早洞察了特朗普當選與“後真相”的重要關係，乃至“後真相”時代將給世界帶來重大的災難。
特朗普上任之後，並沒有拋棄“後真相”，而是在持續運用“後真相”的政治手段。有專家指出：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核查，自2017年1月就任總統以來，到2018年5月，特朗普公開作出了超過3200次的不實聲明，諸如出席其總統就職典禮的人數、非法移民的犯罪率等等，都純屬信口開河的捏造。更“奇葩”的是，2017年1月22日，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第三天，他的高級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發明了“另類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詞，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謊言。謊言不是謊言，而是另類的真相。儘管這種說法荒誕之極，但是一直有將近1/3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杜撰的各種“另類真相”深信不疑，他們構成了特朗普的鐵杆票倉，促使特朗普不斷杜撰更多的“另類真相”來滿足他們的期待，鞏固自己的地位。美國社會進入了“後真相時代”，特朗普開啟了美國的“後真相政治”。④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的《真相之死：關於特朗普時代謊言的筆記》（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一書，正是一部反思美國“後真相政治”的力作。在2017年退休之前，角谷美智子是近30年來《紐約時報》的主要書評人，同時也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書評家，1998年榮獲普利策獎。雖然畢生以書評為職業，但是角谷美智子直到退休以後才開始撰寫她人生的第一本書，亦即這本《真相之死》。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風格有3個主要特點：激發大眾的民粹訴求，尋找替罪羊，操縱語言。回顧歷史，她把特朗普和希特勒相比較，認為他們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徵：病態的自戀，喜歡使用誇張的詞彙，說謊成癖，嗜好霸凌和操縱。特朗普和希特勒的崛起也有共通之處，都是將自己的謊言化作毫無羞恥感的煽動機器，使用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術來操控聽眾的恐懼與怨恨，也都是得益於其他政客們的怯懦——希特勒在1933年當選總理上台組閣時，內閣中的納粹黨成員衹有3人，另外8人都是傳統的德國保守派，但是這些原本宣誓要捍衛魏瑪共和國的保守派很快屈服於希特勒的鐵腕。而當今美國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主要是建制的保守派，和靠民粹起家的特朗普並不是一個路數，但是他們對於特朗普的各種有悖美國憲政傳統的舉動一再退讓，任憑特朗普一再將不正常的事態正常化。⑤
從特朗普統治集團對待新冠肺炎的態度來看，就能夠完全清晰地看清楚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政治風格特點：其一，激發大眾的民粹訴求。不顧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違反人類的道德要求，堅持用直接點名污辱中國的“xx肺炎”來稱呼病毒，目的在於激發支持者的對華仇恨，凝聚民粹力量。其二，尋找替罪羊。面對控制疫情不力，美國國內民意沸騰，可能影響選情，進而採取“甩鍋”策略，把各種矛頭指向中國，甚至在台灣海峽、香港問題上搞事情，唯恐中美關係不亂。其三，操縱語言。特朗普用推特治國，沒完沒了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短文，沒頭沒尾，完全是個人情緒性觀點的宣洩。對於特朗普這三大“後真相”政治特點，中國一度是瞭解不透，找不到有效遏制方法，必然是難於應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