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指出了内地進入“後真相”時代的危害與要害。近些年來，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加速主義等等言論在内地的新媒體輿論場佔據了相當大的聲量，甚至把握了一定的網絡話語權，究其原因，無不是利用了“後真相”手段與資本利益相結合的力量。比如在國際問題上，最能夠刺激輿論高漲的無非就是在美國的武力逼迫下，中國必須以戰爭對付美國甚至不惜採用核武器出擊之類的極端言論。在兩岸關係上，最能夠獲得流量的言論，也就是台灣同胞都是台獨分子，都是大陸同胞的敵人，和平統一已經徹底無望，中央對台政策失誤，大陸越早通過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越好之類的。如果深究下去，大多數言辭極端偏激的網絡紅人，其一言一語都與金錢利益、資本運營有關。簡言之，通過刺激民粹激情，收割愛國主義熱情，獲取個人或者小集團的經濟利益，是内地的“後真相”時代的重要特徵。
在特朗普執政的4年中，發端自美國、或者是美國別有用心人士操縱的加速主義深刻影響了中國的輿論場。所謂的加速主義，就是指中國已經強大得不得了了，甚至超過美國了，必須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鼓噪要對日本、印度以及台灣用兵，甚至不惜與美國決一死戰。這樣的被“後真相”推動的輿論浪潮，當然有製造中國内部的民意矛盾、反噬中國既定的和平與發展戰略方針的企圖心。特朗普集團一直在台灣海峽挑撥是非，用軍事行動推動中國大陸加速主義的情緒膨脹，企圖陷兩岸於戰火，美國政客坐收漁利，其心可誅。“後真相”時代的加速主義，給兩岸人民的感情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
中評社數年來一直在警惕“後真相”、研究“後真相”，新聞傳播工作與“後真相”保持距離，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宣佈，中評社沒有被“後真相”迷惑。今後，中評社需要在增強化解“後真相”時代的輿論能力方面，發揮更加重要、更加有效的作用。
六、中評社如何應對“後真相”時代的新聞輿論環境
中美關係、兩岸關係、香港問題都是中評社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是中評社的主要的新聞輿論生存環境。現在這些環境都進入了“後真相”時代，中評社今後要怎麼辦？中評社的應對策略何在？這是無法迴避的尖銳問題。
1.中評社首先要做到的是堅持傳統的新聞原則、立場絕不動搖，除此之外無路可走，中評社絕對不能成為“後真相”時代的社交媒體附隨組織。在沒有真相的時代點亮一盞真相的燈，雖然微弱，畢竟黑夜中還有一絲希望的光，中評社願意做這一微弱的燈光。在新聞報道的實踐中，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新聞本源是事實，新聞報道是新近發生的客觀事實通過新聞媒介的反映。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事實在先，新聞在後。唯物論與唯心論在新聞理論中的一條明確界線，就是是否主張尊重事實，而且是否在實踐中真正尊重事實。以上的要點，中評社絕對不會忘記。英國赫克托·麥克唐納是全球知名的商業資訊專家，為世界上很多頂尖企業提供咨詢服務，他所寫《後真相時代》一書，通過大量事例，講述了四種競爭性真相，分別是片面真相、主觀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中評社要提升自己的辨識各種真相的本領，無論是真相還是“後真相”，誤區都很多，中評社一定要小心謹慎，跨越真相的誤區。
2.中評社要更加充分地做到新聞理論創新與傳播實踐創新相結合。唯有創新，才有出路。中評社的今天完全得益於鍥而不捨地創新。墨守成規就無法跟上時代，就會被時代的受眾拋棄。現在我們正處在“百年之未有”的傳播變革時代，“後真相”衹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變化而已，更多的未知還在後頭。從中評社的歷史經驗來看，新聞理論需要重新定位，傳播模式需要不斷改進。媒介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的關係都在急劇變化，新聞的作用也在重新組合。這一切都需要有創新的新聞思維、悟真的科學思維、周密的辯證思維。常常有人說“新聞無學”，大錯矣！我認為：新聞之學，大象無形。《道德經》“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就是：越好的音樂越悠遠潛低，越好的形象越飄渺宏遠，又指“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穿透悠遠，越是大氣度的往往越包容萬物”。大象無形的新聞理論，能弄明白一二不容易了，更何況還是與時俱進、變化無窮的呢！“後真相”這個新聞效應讓世界各國各地區人仰馬翻，既有的秩序旦夕之間就被顛覆，不就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這樣的道理嗎？
3.中評社要懂得與掌握迴避回聲室效應的固化群體思維，不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根據MBA智庫的介紹：回聲室效應由心理學家凱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其他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回聲室效應”更側重在網絡技術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在無形中給人們打造出一個封閉的、高度同質化的“回聲室”。回聲室效應的形成原因是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各種網絡社交媒體的不斷湧現與發展，讓網絡空間的回聲室效應愈發凸顯。因為部分商業網站會根據搜尋結果提供類似的信息資料，所以人們在選擇信息來源時，就已經進行了信息的過濾，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們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與意見的圈子裡，而不同的圈子之間是相互隔絕甚至對立，從而導致形成“回聲室效應”。我認為，回聲室效應就是“後真相”時代的傳播效應。中評社堅持做一個大眾化的新聞媒體，要有廣泛傳播的能力，絕對不能把自己的傳播能力局限在一個“回聲室”中。此外還有類似的信息繭房、過濾氣泡、群體極化、網絡巴爾幹化等等，都是要慎防的負面效應。
4.中評社要關注與研究“後真相”時代的新聞生態，知己知彼，才能利己。專家指出：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分析，“後真相”與社交媒體平台的興起有直接關聯。如今，此類媒體已經取代傳統主流媒體成為歐美國家民眾主要的新聞來源。在現代主義興盛的時代，客觀事實是新聞報道的生命，這也是西方“客觀新聞學”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後真相”卻印證了新聞事實紐帶的斷裂。在眾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事實經過無數次再闡釋甚至是故意扭曲與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聞報道的核心，而是讓位於情感、觀點與立場。總而言之，多元化、多樣性、差異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確定性等成了新媒體傳播的特徵，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正在被改變。“後真相”對社會凝聚力和價值觀的衝擊值得我們深思。⑩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的改變，對東方的、尤其對台灣、港澳的新聞輿論生態又會有如何改變性的影響？這是中評社要面對與思考的時代課題。
5.中評社要運用大數據的武器，去迎戰“後真相”時代。“後真相”時代的克星應該是大數據，大數據分析是還原真相的利器。“後真相”源自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能夠無距離接觸和瞭解、解構的，也衹有同樣來自互聯網的大數據。
專家指出：在治理虛假新聞的諸多方案中，大數據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作為一種巨量數據的集合，數據龐大、數字化、有規律可循是大數據的關鍵所在。大數據技術可以快捷地對新聞信息進行驗證。網絡傳播時代，海量的信息已無法全部採用人工方式進行內容真實性的核實，因此，由傳播技術進步帶來的海量信息生產導致的大量失實信息的產生，也必須藉助技術的進步來解決。如前所述，大數據技術也許很難發現虛假新聞產生的原因，但可以發現相關關係。例如，可以通過大數據的發掘整理，發現何人、何事、何種體裁、何種狀態，會較多地產生虛假新聞，然後在類似場景出現時，予以警示甚至干預。研究者的調查表明，西方一些藉助大數據進行的新聞自動核查技術，重點對用戶特徵（包括個人級別特徵和組織級別特徵）、新聞特徵（包括文本特徵和傳播特徵）和網絡關係（包括用戶關係網、事件關係網和傳播路徑網）這三個要素進行自動查驗。這三個要素實際上是網絡傳播中的三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和傳播關係。具體而言，即基於大數據的自動核查技術對監控網絡平台和媒體中的各種形式的公共話語——包括新聞報道、演講、評論、辯論等內容進行核查。這個過程需要在語言處理和機器人學習的基礎上，由資深媒體人、傳媒研究專家、語言學家、法學家、計算機工程師等共同參與核查、比對，從而得出相關可疑信息真實與否的結論。⑪這樣的論證，與中評社的實踐有比較一致的結果。中評社並不是一心要做核實新聞真與假的機構，而是要運用大數據來觀察“後真相”時代的特徵，以跨越“後真相”帶來的輿論場誤區。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在對付“後真相”方面，國際社會在觀念上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技術並非絕對中立，算法同樣可以被賦予新聞倫理和價值觀，將會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我們要相信，“後真相”時代在全球齊心合力遏制下，一定會有大幅度褪去亂能的時候。中評社堅持初衷不動搖，亂雲飛渡，我自巍然不動，就是最好的應對“後真相”時代的策略。
注釋：
①《公共輿論中的情緒、偏見及“聚合的奇跡”——從“後真相”概念說起》，來源：《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期，作者：郭小安。
②《“後真相”衝擊西方新聞輿論生態》，來源：《人民日報》，2017年11月3日，作者：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③《後真相時代下機構媒體應對策略研究》，來源：今傳媒，2019年1月15日，作者：謝婷婷、周麗。
④《反思美國“後真相政治”》，來源：第一財經，2018年36期，作者：黃湘。
⑤同上。
⑥《2020台灣大選所展現的新特徵》，來源：《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2月號，總第266期，作者：張明睿，台灣中華鄭和學會秘書長、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
⑦《從“二合一”選舉及其結果看台灣政治的新特徵——一種結構分析的視角》，來源：《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作者：李義虎，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兼院長。
⑧《中評論壇：國民黨的變化與兩岸角色》，來源：《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總第268期。
⑨《“後真相”時代青年網絡愛國主義教育的挑戰與應對》，來源：《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趙麗濤，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⑩同②。
⑪《大數據技術與虛假新聞治理》，來源：新聞戰線，2019年7月1日，作者：顧理平。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5月號，總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