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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中歐班列仍開行超萬列。 |
中評社╱題：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其基本走勢 作者：吳白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歐盟本身是一個複雜力量的集合體，它通過成員間協商，以制度建設為途徑規範和整合各方利益、觀念意識、行動能力。在這個“仍在路上”的建構過程中，各方之間的差異性帶來多重政治博弈，衹有用超級繁複的游戲規則來體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這也造成歐盟權威性、生命力存乎於自身的不穩定性當中。面對當前中歐關係出現的複雜、多變現象，我們必須“由表及裡”地看待事態發生的機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歐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應。
近一個時期，中歐關係發生的幾件事引起人們的困惑與擔憂。2020年底，雙方達成《中歐投資協定》。2021年3月22日，歐盟以“侵犯新疆人權”為藉口對4名中國官員、1家實體實施制裁，乃近30年來首次。中方隨即宣布對少數惡意宣傳虛假信息的歐方相關議員、學者和實體予以制裁。4月7日，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中，默克爾再次表示“歐中加強對話合作，不僅符合雙方利益，也對世界有利，德方願為此發揮積極作用”。相隔不到10天，習近平又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峰會，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歐關係、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法德領導人均表示願與中方加強多領域合作，共同推動《中歐投資協定》儘快批准生效和中歐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5月4日，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專員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對法新社記者言稱，“鑒於目前歐盟對中國實施制裁而中國實施反制裁，包括針對歐洲議會成員的反制裁，這樣的環境不利於批准協議”。不到一天，歐盟對外發布書面聲明說，輿論對東氏談話的解讀不準確，批准過程不能與更廣泛的中歐關係分開，“批准的前景將取決於局勢的演變”。
中歐關係的一波三折似乎印證了時下國際形勢特點——“可確定的唯有其不確定性”。然而，中歐關係的不確定性何來？下行的限度何在？作為最大的外生變量，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繼續主導歐洲和影響中歐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從歐盟內部權力機制、歐洲制度文化的特性以及中歐、美歐關係基本矛盾的變化談起。
一、中歐關係的“一體多面”
談到國際關係，其本意在於解析國家之間多維互動的狀態與規律。當代國際關係早已超出這一古典定義，概因“關係主體”出現較大的嬗變，而中歐關係的複雜性正是由於歐方關係主體的複合叠加所致。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對歐關係始於同中東歐、北歐國家、瑞士先後建交，與英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從1975年與歐洲共同體建交開始，中歐關係進入“雙軌并行”階段，但國別關係所占比重很大。冷戰結束後，歐洲一體化進程加速，正式形成經濟、政治、司法的超國家聯盟。截止於2013年，歐盟經數度擴容，成員國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28個。2020年英國正式“脫歐”後，歐盟GDP總量（12.28萬億美元）仍占世界總量（83.84萬億）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之一。歐洲聯合的歷史性進步，不僅使其自身實力和全球影響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與之打交道的維度、重心不得不發生改變。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先後從相對簡單的雙邊層次轉向更加複雜的多級層次來處理涉歐事務，并更加重視歐盟作為各成員國利益“整體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儘管如此，歐盟“這個多國的、多層的、變化中的、時分時合的政治行為體”，仍較於主權國家而言顯得很難捉摸，其交替使用雙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和令人眼花繚亂的協商決策規則，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戰。①首先，歐盟是通過法律約定建立起來的特殊聯合體，它既非民族國家，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組織，而是通過制度性合作網絡實現部分主權共享和一致行動的超級力量，其決策權力由聯盟機構、成員國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專業機構分享。通俗地說，儘管“把蛋糕做大了才會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參與也讓做大和分配蛋糕的過程過於複雜，甚至令放棄蛋糕的過程也變得超級繁瑣。從全民公投到正式“脫歐”的4年中，英國舉行過兩次大選，換了3任首相，與歐盟進行的談判難以計數。在2020年1月“脫歐”之後，英歐還就雙方“分手費”進行綫下和綫上談判就達10輪以上。由此可見，歐盟的超大超強來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棄之亦難，獨成一統，別具“韌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體都難見的“後現代政治奇葩”。其次，歐盟內部成員國關係存在“原則上平等”和“事實上層級化”的悖論。法、德兩家因其規模、實力和歷史性地位，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一直起著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歐洲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為此，歐盟召開緊急峰會并出台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助計劃，總額達7900億歐元。然而，這一成果是經過為期4天艱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間，“節儉四國”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反對向亟待救助但債務高企的南歐國家直接撥款，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則主張無條件分享復蘇基金，反對將其與本國法治實踐掛鈎。經過德、法兩國分頭說服後，各方才達成妥協。②這個案例不僅再度證實“多速歐洲”必然派生“多元歐盟”的邏輯依舊成立，也揭示出各國在聯盟層面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現實圖景。當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機最終都會將歐洲聯合進程推進一步，大國、強國因其關鍵性貢獻而尊享戰略性紅利，小國、弱國也通過討價還價伸張其相應權益。③再次，正是由於上述多源和多樣的動力輸入，歐盟對外政策的出台過程也必然呈現高度複合及相應遲滯等特色，它一方面會導致歐盟對內外危機（如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疫情危機）的反應和管理顯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還會因外部的撬動作用加劇成員國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對外”的政治意志。從本世紀初圍繞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到中東難民逃歐危機，歐盟一再被撕裂為“新”“老”兩個歐洲，其內部認知鴻溝、制度缺陷在外部衝擊下暴露無遺。④
簡而言之，歐盟本身是一個複雜力量的集合體，它通過成員間協商，以制度建設為途徑規範和整合各方利益、觀念意識、行動能力。在這個“仍在路上”的建構過程中，各方之間的差異性帶來多重政治博弈，衹有用超級繁複的游戲規則來體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這也造成歐盟權威性、生命力存乎於自身的不穩定性當中。面對當前中歐關係出現的複雜、多變現象，我們必須“由表及裡”地看待事態發生的機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歐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應。
第一，要冷靜地對待歐盟關於中國的新定位。2020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年度咨文，稱中國為“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這一表態反映了歐盟對華認知的重要轉變。客觀而言，中國的整體實力持續走強，成為世界經濟復蘇和新產業革命的主要推手，在某些應用技術、新興產業領域的競爭位勢發生顯著變化，已經形成與西方發達國家“并跑”甚至“錯肩領跑”的身姿。⑤歐方這樣貼標簽，是在一定程度上正視中國的強者地位，我們既不必“心驚肉跳”，也不必“沾沾自喜”。歐方拋出的三頂帽子雖有“過譽”之嫌，卻有提示我們及時調整和適應與其相處“新常態”的好處。為了與我展開全面競爭，歐方會加快提升其市場體系、法律體系、安全體系的一體化程度，同樣在“堵漏洞”“補短板”上下功夫，特別是在多邊、雙邊和全球層面對華“定規矩”“講原則”。當然，歐方提出“談判夥伴”這一定位也明確規定了與我博弈的限度，是通過談判來達到“鬥而不破”的結果，衹不過經驗老道的歐洲人更為難纏。
第二，要冷靜地看待歐盟的“兩面三刀”。以上談及歐盟內部利益競爭原理及其對外交影響，無一不會體現在其對華關係的動態調整過程中。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成績斐然，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希臘）比利埃夫斯港等一批基礎設施旗艦項目為該地區發展助力引航。⑥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中歐班列開行超萬列，抵達歐洲21個國家、92個城市，運送貨物90餘萬標箱，同比增加54%，為穩定中歐之間供應鏈和雙方貨物貿易逆勢上揚發揮了關鍵作用。⑦儘管這些互利共贏的結果對改善相關國家發展水平和抗疫鬥爭作出顯著貢獻，但歐盟卻并不領情，反而多次質疑中國的合作動機，并加大干預力度，用各種藉口加以排拒。有些參與“17+1”合作的國家還搞“兩面下注”，分別向中方和歐盟增加訴求，甚至藉機向無關的第三方獻出“投名狀”。⑧對此，我們要理性看待和適應。歐盟本身及其他合作網絡實屬利益交換平台，各方經常性打破平衡是為了博取更多的實惠，這既是歐洲發展現實所決定的，也是中國對歐合作深入發展和變化的必然產物。衹有對此保持寬諒之心，才能擺脫暫時的困難和干擾，在對歐合作問題上保持定力和韌性。
第三，要妥善處理“和”與“鬥”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發生了轉變。“和”的方面說得多了，再談“鬥”就顯得有些扎眼。其實，沒有矛盾，任何事物就會停止運動，有矛盾就有鬥爭，這是不依人們良好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或消失過，衹不過現在雙方擺在台面上的“鬥”多起來。問題在於中歐之間的鬥爭究竟屬於怎樣性質？鬥爭的目的是什麼？在筆者看來，中歐之間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矛盾和安全衝突，相反還具有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維護聯合國等現存多邊國際秩序等共同目標，需要彼此藉重，遙相呼應。中國始終堅持“支持一個團結、聯合和穩定的歐洲”立場，歐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也是與中方認知、立場交集最多的一家。近來中歐之爭一面有所顯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歐洲人對華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僅表示要“告別幼稚”，還錯誤地轉向對華政治圍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不僅展示鮮明的立場和鬥爭決心，同時也是為維護中歐關係大局而“糾偏”的正常舉動。中歐關係的內涵很豐富，共生利益強大，意識形態和制度差異不應也不會成為雙方互動的主流，而“以鬥求和”將是二者最終的理性選項。
二、中歐關係與世界大勢
在歷史和現實中，任何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聯繫，都是在相互瞭解、判斷和作用中來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時代背景不僅加劇了中、歐的憂患意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歐關係中競爭的一面。同時，未來全球發展的大趨勢也必然對它作出限定和制約，使之沿著“競爭性依存”和“動態性再平衡”的方向演進而不致“脫軌”。
首先，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撲面而來，各國特別是超大型經濟體紛紛加大在前沿性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的投入和競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區塊鏈、量子計算與通信、生物技術、新能源利用等戰略制高點上展開異常激烈的爭奪，未來全球經濟形態、產業鏈布局以及人類生活樣式將持續發生重大變革。同時，這些技術的跨社會應用及其應用市場的擴散必然對全球治理體系提出“去中心化”要求，國家、區域合作機制乃至歐盟這樣的超國家行為體都必須對“求發展和保安全”的歷史性命題作出恰當的回應。⑨在“數據為王”的智能化時代，美國憑藉谷歌、亞馬遜、臉書、字母等一批數據業務超級企業占據霸主地位，中國通過海量數據和巨大的應用市場培育競爭優勢，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申請第一、企業數量第二的新興科技大國。相較之下，歐盟及其成員國囿於其制度文化和法律限制，未能形成相應的產業集群和內部大市場。然而，這未必意味著歐洲人將在數據化競爭中完全敗陣。歐盟正在開啓數條戰綫的反擊，一是加強數字經濟監管，在全球率先推出《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以奪回其“數字主權”并影響全球數字市場規則與治理；二是即將起徵“數字稅”減少對外國公司的數據依賴，保護自身的數據安全；三是與具有超大應用場景優勢的中國建立務實合作關係，以回應歐洲中小企業智能化創新的需求。⑩與此同時，歐盟新近出台的“綠色新政”大致勾勒出以氫能發展為突破口，形成全球前沿技術“第三極”的構想，并計劃為此持續投資4700億歐元。相對於美（頁岩氣產業為主的能源獨立）、中（化石能源仍然占比75.6%），以德、法為主的歐洲清潔能源戰略將著眼航空、交通、製造業的“去碳化”轉型，奮力打造氫燃料製成、運輸、儲存的全產業鏈生態，以其深廣的應用性引領全球新一輪綠色能源發展和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競賽。⑪由此可見，無論是對全球治理規則和標準的影響力，還是就潛在技術創新實力而言，歐盟都是不可忽略的強大競爭者。它不僅會給中國帶來外在壓力，同時也是重要的合作夥伴和追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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