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多重“失序”危機催生新制度、新規則。從全球範圍看，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後者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在聯合國等各類國際機制中參與度、話語權得到顯著提升。隨著G20、“金磚+”、東盟、非盟、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等新型多邊合作機制的興起，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內涵、動力、功能和影響得到更新和增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使得一大批欠發展的內陸國家發生“陸海聯通”、“陸海統籌”的轉向，正在改變世界海權結構和經濟地理邏輯，“海權至勝”的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⑫在這些顯著變化背後存在的是兩大秩序變遷趨勢：一是全球發展出現“自西向東”的權勢位移。202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0萬億人民幣（按匯率現價折算約為15萬億美元）大關，分別為美國和世界經濟總量的70%和16%以上。受中國持續增長的帶動，亞太地區技術創新、產能、人口結構、社會穩定、消費市場等多重潛力得到不斷釋放，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3。⑬二是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滯後和失效，各類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安全危機直接衝擊和削弱西方主導國際秩序的信心和能力。生態和氣候災害、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移民難民等全球性治理難題，不僅超出任何國家獨自承受和處理的限度，也激發各國搶占國際體系和規則改革先機的意識和行動。⑭在國際治理體系創新進程中，中國和歐盟在其中均扮演著重要責任方、參與者，同時也是競爭主體、合作夥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對於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國際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深層分歧。歐洲既對美國“唯我獨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歐洲、繼續淩駕和控制歐洲十分不滿，希望擴大自身的戰略空間和獨立地位，利用多邊主義框架抵消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同時，歐洲人又對世界發展“東升西降”和中國全面興盛的態勢心有不甘，力圖以規則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緩，維護其主導性地位。歐洲的兩面性、搖擺性的根源，一方面在於其實力地位和時空條件持續演變至今，同時具有戰後國際秩序受益者和受損者的“雙重角色”。當美國將戰略競爭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之後，歐洲的“受損”感和不安全感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歐洲畢竟屬於全球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經過數次擴張和增容，歐盟已是市場、法律、對外行動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國際大玩家。無論是基於現實，還是著眼未來，歐洲都不會放棄由近（周邊）至遠（亞非拉地區）影響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別是不會輕易放棄其既有的國際制度紅利和對未來秩序的規制權。總體而言，中歐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戰略力量，對於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引導和塑造的權重雖有增加，但相較於霸權國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衹有繼續依賴協同、合作的路徑，二者才能更好地維護各自的發展利益、安全權益，盡到應有的國際責任。
再次，延續和平發展大趨勢是國際社會普遍訴求，也是中國和歐盟最大的利益公約數。世界歷史表明，在秩序變革與轉換關鍵時期最容易發生系統性危機乃至大規模戰爭。當前全球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大國關係進入關鍵轉型時期，在失衡一再加劇的情況下存在較高的失控風險。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智能化產業的興起無疑會加快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去中心化”趨勢，信息革命和大衆政治持續延伸也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安全機制向“扁平化”方向轉變，這些大變化不僅意味發展、安全進程的參與者、行為體更廣泛，而且導致垂直分布的國際權力結構加速解體，“去霸權”“去西方中心”成為時代性特徵。亞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區域開放框架都在沒有美國參與情況下確立起來，巴黎氣變協定所代表的多邊制度規範對霸權制約、反塑造效應也更加顯著。在此背景下，中國和歐洲的國際戰略空間不是壓縮了，而是可以獲取更多的戰略自主機遇，雙方可以通過調適各自立場和協同行動，增加對全球事務的共同影響，達到“1+1大於2”的成效。在全球發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國、歐洲兩家不犯糊塗，搞團結不搞分裂，對世界保持和平與發展的走勢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這也應該成為強化中歐戰略共識的根本前提。
三、歐美矛盾與中歐關係
歐美之間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經濟社會聯繫，居於中心的是雙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在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美歐結成以G7、北約等機制化安排為標志的緊密的跨大西洋聯盟關係，美國在經濟、安全以及在社會層面對歐保持控制權和影響力。蘇聯解體後，以歐美關係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續主導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對外擴張性達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近期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退潮同時發生，西方大國之間利益結構持續調整，導致歐美競爭加劇，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宮易主，拜登政府力圖聯歐制華、壓俄，但歐美關係也如同中美關係一樣無法回到過去，歐洲在追隨美國的問題上必然是有選擇性的，步調不一致的。
國際政治說到底不是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來決定的。影響未來歐美對華政策一致性的基本因素有三：第一，歐美關係難以得到全面恢復，涉及近年來雙方圍繞貿易政策、碳關稅和數字稅、歐元地位、防務費用分攤、氣候變化、產業競爭、世貿組織改革以及履行伊（朗）核協議、“北溪二號”天然氣合作項目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的分歧，也涉及到美國疫情與對歐疫苗合作、內政危機、債務高企及美元信用體系潛在風險對歐洲“美國觀”帶來的深刻衝擊。我們通常對中美、中歐之間戰略互信水平十分在意，而忽視歐美之間戰略互信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動。經過特朗普時期的“全面試錯”，歐洲人既看到“美國優先”是霸權落體運動狀態下必然邏輯及其危害性本質，也看到中國在美國全面打壓下屹立未倒的基本事實。儘管拜登調整了對歐工作的調門和手法，有遠見有理性的歐洲政治家仍會認識到美國聯歐的本質仍然是維持其自身利益，中美對抗甚至陷入“新冷戰”必然帶來對歐發展的嚴重損害。日前，德國總理默克爾明確表示，在對華政策上“我們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價值基礎，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各自的利益”，這不僅是經濟利益問題，更關乎歐洲主權。
第二，歐盟確定的“戰略自主”對外關係總方針，在本質上就是和美國“鬧獨立”。不在中、美之間完全“選邊站隊”，既符合歐盟維護自身“獨立、統一”的基本價值，也有利於扭轉它在中美之間相對弱勢和被動地位。一是“戰略自主”要求改變美歐之間的“主僕關係”。沒有了這種不平等關係，美國的“單極”霸權將更快衰落。美歐之間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是長期的，但近年來更加突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表示“北約已經‘腦死亡’”，主張建立歐盟獨立的防務力量，體現出歐方強烈的自主意識；二是歐洲聯合就是“折衷主義”產物，這一機會主義歷史傳統延續至今。在處理中美戰略競爭的問題上，歐盟成員國的共同目標是探索“第三條道路”，在中美之間充當調解者。長期而言，這種既避免與大國直接衝突，又可以在二者博弈中搭便車、撈好處的選項最為符合歐洲利益。具體觀察歐盟成員國的立場可以發現，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意大利傾向於用好其歷史人脈和地理位勢，在中美之間發揮溝通橋梁的角色，匈牙利藉打“兩手牌”以抗衡法德的支配，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國則采取待價而沽、伺機尋租的靈活立場。德、法等大國非常看重對華經濟合作關係，不會為追隨美國而犧牲其重大實利。因此，歐盟尋求“戰略自主”與美國聯歐制華訴求之間存在的長期張力，將遠大於中國給歐洲帶來的壓力。歐洲的機會主義策略也必然導致歐美在對華行動上難以同步，令“華盛頓越發失去耐心”。
第三，歐美關係并非是“單行道”，歐方立場也對美國有著一定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儘管特朗普揮舞大棒壓歐反華，但布魯塞爾每每與華盛頓拉開距離。拜登的對華政策基調明顯受到歐盟對華戰略定位的影響，美國改在“對抗、對話、合作”三個維度同中國打交道。在近日出席西方7國外長會晤前，國務卿布林肯對歐洲媒體作出美國不尋求對華“新冷戰”，不迫使盟國“選邊站隊”等表態，被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為修復與盟國關係作出的妥協”，美國在遏制中國的總體目標下必須照顧歐盟的切身利益，若一味施壓衹能適得其反。隨著中歐務實合作溢出效應的擴大，受惠方更多，制約歐盟完全倒向美國的因素也會增加。4月19日，歐盟原計劃通過一項涉港問題的對華政策聲明，但在最後時刻由於匈牙利反對而未能獲得一致通過。匈牙利的立場則是受中匈在“一帶一路”和“17+1”框架下務實合作，特別是在2020年雙方共同抗疫結下深厚情誼的影響。
四、結語
一個世紀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因派遣10萬多勞工協助協約國參戰而躋身戰勝國之列，卻未能改變“被外人輕視、踐踏”的命運。《凡爾賽條約》竟然將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劃歸日本，這一事件不僅直接引發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五四”愛國運動，而且也為此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條件。100年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不懈奮鬥，終於走出一條在先進政黨領導下掌握自己命運、符合自身特點的民族發展道路，不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的興盛必然有力地推動世界經濟與政治多極化的歷史性變遷，同時也自然會引發西方強國的高度警覺并轉向對抗性競爭。如同體育比賽，原本一群高手或不在意弱者參與。一旦弱者屢屢創造“黑馬”效應，就會引起高手的焦慮。他們或者聯手指責“黑馬”犯規，或者要求修改規則。然而，經濟全球化所既成的各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關係終究不允許“取消賽事”，這是由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底層邏輯——經濟關係所決定的，也是從宏觀上把握中歐關係、中美關係、美歐關係等一切關係時好時壞，波譎雲詭，最終回歸理性的基本依據。
中歐關係當然不是完全的經濟利益關係，意識形態差異和制度競爭始終存在，這一因素與歐盟內外關係結構的超級複雜性混合起來，會不時造成新的關係障礙和不快的觀感。不過，無論壓力多大，衹要我們從戰略上確立經略中歐關係的主導思想，就可以扛過風雨，迎接彩虹：
——藉助外部壓力推動自身改革和凝聚內部團結共識。畢竟我們是依循“改變自己才能影響世界”這條路徑走到今天的。對於來自歐盟乃至西方的挑戰、壓力，我們必須保持開放心態，專心致志地超差距、補短板，在後疫情時代把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用更大的實力和更好的優勢回應外部挑戰。
——冷靜回應來自歐美的輿論壓力。要細分對象和語義、事態輕重緩急、影響遠近之間的差別，不必盲目出擊，避免掉入主謀者預設的陷阱。如同衆多體育運動的基本要領是“重心下沉”一樣，即便是高個子、大塊頭的運動員，衹要有意識地放低身段，就能保持良好的機動、爆發能力。
——適時調整中歐關係定位。作爲新興大國，我們既要不忘歷史，也不可背著歷史記憶的包袱放不下來。對於歐、美，看清二者之間差別和競爭的一面可能比看到其同質性更重要。美國在主觀上仍想逞霸道，但早已失去對世界的控制，更無法隨心所欲地支配和影響中歐關係、美歐關係。正因如此，中歐關係對中美關係的從屬性地位應該適時得到調整，以利於我們在中美歐三邊關係中處於更為主動有利的地位。
注釋：
①周弘、吳白乙主編：《共性與差異：中歐夥伴關係評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②謝飛：《歐盟艱難達成“復蘇基金”協議》。《中國經濟網》2020年7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959877917693527&wfr=spider&for=pc；劉明禮：《“復蘇基金”給歐洲帶來曙光？》。原載《環球》2020年第26期，轉自《新華網》2020年12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12/30/c_139607221.htm
③周弘、吳白乙主編：《共性與差異：中歐夥伴關係評析》，第49-50頁。
④孔田平：《新歐洲與老歐洲裂痕再現》，《世界知識》2015年第22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6/00/27494174_513556042.shtml
⑤丁純、強皓凡：《中歐產業差距變化及其經濟成因剖析——基於國際產業競爭視角》，《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159-160頁。
⑥吳白乙、霍玉珍、劉作奎主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進展與評估報告（2012—202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頁。
⑦齊慧：《中歐班列何以逆勢增長？》，《經濟日報》2020年12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373502078729967&wfr=spider&for=pc
⑧劉作奎：《大變局下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74-76頁。
⑨吳白乙、張一飛：《全球治理困境與國家“再現”的最終邏輯》，《學術月刊》2021年第1期，第89-90頁。
⑩閆德利：《歐盟數字稅的徵收理由、基本邏輯和真實動機》。《騰訊網》2021年1月8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0108A0CRFT00；《中歐數字領域高層對話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9月11日，第3版。
⑪楊成玉：《歐盟加緊培育綠色“潛在競爭優勢”》。《環球》2021年第6期，第40-41頁。
⑫趙磊：《從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116-117頁。
⑬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World Economic Outlook--Managing Divergent Recoveries,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⑭盧靜：《“逆全球化”凸顯全球治理赤字》。《人民論壇》2018年7月20日。http://www.rmlt.com.cn/2018/0720/523642.shtml?bsh_bid=2577183408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6月號，總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