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強供應鏈保障
“一帶一路”合作逆勢前行，有力支撑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順暢運轉。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擁有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也擁有較為全面的工業產業體系，對於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讓各國更加清晰看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更加堅定地推進“一帶一路”合作。特別是在海運和空運嚴重受阻的情況下，中歐班列成為疫情期間穩定全球供應鏈、助力沿綫各國抗疫的“鋼鐵駝隊”，開行數和發貨量創歷史新高，共建“一帶一路”展現強勁韌性和旺盛活力。
因此，我們應加強自貿區和中歐班列的引領和骨幹作用，創造全球供應鏈穩中有進的貿易環境。另外，中國可利用現有的合作機制，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統籌協調發行“抗擊疫情專題債券”為各國企業提供支持。[13]通過加快構建“一帶一路”區域供應鏈不僅可以降低全球供應鏈斷裂風險，還可削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動“去中國化”及帶路國家因疫情衝擊可能導致的政治經濟變動所造成的影響。為此，我們需要加強對合作項目的跟蹤指導，針對各國因疫情產生的醫療產業和數字經濟的需求，擴大產業合作，加速國內企業“走出去”，形成更多的區域經濟循環和聯繫。[14]促進帶路沿綫國供應鏈保障及全方位合作，更為根本在於相關平台及機制的建立。
（三）推進全球衛生治理體系建設
面對二戰後國際社會遇到的最嚴重的衛生安全危機，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完善全球衛生治理體系，打造公正有序、合作共享的全球衛生治理多邊機制是當務之急，也是全面推進全球健康治理的首要關鍵。中國應立足當前實際，以“健康絲路”為載體及重點，以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為首要，以共同發展為長遠導向[15]，以國際衛生制度建設為核心，有序推進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建設，積極推進全球健康治理。
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的角度，我們優先任務是提升自身、境內防治能力，選擇綜合醫院作為哨點醫院進行突發衛生事件監測，構建全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快速檢測網絡；然後，深化與周邊國家的信息溝通聯動、政策對接和聯防聯控能力建設，加強邊境防治合作，突破“一帶一路”沿綫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境內、邊境、境外三個防控薄弱點。疫情期間中國的對外援助，應妥善處理大量援助需求與中國自身為發展中國家的矛盾，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醫療物資的援助和專家組的派遣。
再次，前移境外檢測關口，深化與以WTO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的合作；最後，強化信息和人才支撑力度，完善合作機制，全面提升沿綫國家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能力。[16]“疫情外交”的開展，應以分享疫情防控經驗、提供醫療物資援助等多元化形式進行，并通過相關金融機構向重點帶路國家（地區）和企業提供資金支持。
針對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世衛組織、G20等國際組織采取多種措施參與疫情防控工作中過程中所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全球性公共問題具有多元化、層次化、複雜性的特點，中國應當加強國際衛生交流與合作，切實發揮“一帶一路”公共衛生合作網絡的作用，完善沿綫國家公共衛生領域治理體系機制，充分利用共建“健康絲路”的外溢效應促成區域及全球衛生合作治理版圖的重塑，從而推動全球衛生治理體系的創新和變革，[17]為全球衛生治理提供新理念新方案新機制新平台，進一步完善國際多邊治理架構和提升該倡議的機制化水平。同時，疫情發生以來，有力的中國行動、獨創的中國倡議和積極的中國方案以事實證明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更凸顯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極端重要性。[18]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推動世界衛生組織改革。在完善國際法的基礎上強化執行力，同時搭建公共衛生治理全球統一框架來加強公共衛生能力建設，推動多邊機制引領全球抗疫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國際治理合作平台建設及全球衛生治理體系綜合、系統性改革，切實補齊全球衛生“治理赤字”。[19]
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方面，我們還可借鑒歐盟的發展過程，以疫情防控為主要合作內容，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沿綫國家產業轉型升級，深化與以WTO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的合作，打造共贏型體系和多項機制，建立“一帶一路”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多邊共贏聯盟[20]，該聯盟的建立應以國家間信息交換為《“一帶一路”公共衛生國際合作機制》的基礎[21]，利用此次新冠疫情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轉型和升級。
疫情限制物理連接，而巨大的生產生活需求促使數字連接加速發展，5G、電子貿易、AR技術強勢興起，中國的通信、互聯網企業及相關公司的技術實力有目共睹，能够滿足帶路國家的數字需求，以數字轉型減少疫情給相關帶路國家造成的損失；金融合作方面，疫情很有可能導致帶路國家出現金融、債務危機。我們可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發行“抗擊疫情專題債券”等方式充分發揮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高度重視帶路國家及企業的債務和財政的可持續性。因此，新冠疫情對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既是“危”，也是“機”，“危”與“機”并存，且我們準確、及時地把握了這一機會！
二、未來“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趨勢
應該看到，“一帶一路”倡議內的基礎設施項目正在有序恢復，不僅維護了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而且促進了沿綫國家互聯互通、合作項目走深走實，保障了國際貿易、民生需求、經濟發展等需求。作為世界僅存的經濟增長點，共建“一帶一路”對倍受疫情衝擊的沿綫國家尤為重要。
儘管中國在2020年第一季度GDP出現6.8%的陡降，但在中國政府隨後強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下，於全球率先實現復工復產復業複市，且二三四季度實現3.2%、4.9%和6.5%的平穩復蘇，并實現較上年增長2.3%。[22]而且，中國充分利用產業鏈結構完善和自主科技創新的優勢，并以點帶面，推動帶路國家經濟復蘇。中國對絲路沿綫國家的投資合作有序推進，以實際行動保障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為絲路國家攜手抗擊疫情和經濟發展發揮了無法忽視的作用。據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329.4億美元，包括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01.5億美元，其中對帶路沿綫58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7.9億美元，同比增長18.3%，在沿綫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額1414.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911.2億美元，分別占同期總額的55.4%和58.4%。[23]2020年全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增長1.9%。其中，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進出口9.37萬億元，增長1%。[24]
2020年中歐班列充分發揮國際鐵路聯運獨特優勢，全年開行12406列，同比增長50%，大力承接海運、空運轉移貨物，為穩定國際供應鏈產業鏈、助力中歐及沿綫區域共同抗疫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全球33個國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國與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商品來源國，中國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為世界提供了防疫物質保障，也為全球防疫提振了信心，更是為全球產業鏈的延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下行壓力加大的世界經濟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更是扭轉全球經濟下行、防止逆全球化的決定性因素。
可以預見，未來的“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趨勢將從傳統合作領域向多元合作領域轉型，以建立并完善相關機制為契機，積極對接沿綫各國發展戰略，逐步釋放合作潛能，具體如下：
1.積極深化并拓展與帶路國家的合作領域
後疫情時代的“一帶一路”倡議，應進入高質量建設階段。發展重點將從港口、公路、電力等基礎設施領域和交通運輸領域轉型升級為5G通信技術、智慧城市、醫療健康、金融、綫上辦公等領域，即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根據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0》，中國數字貿易規模達2700多億美元，數字經濟的強勁發展凸顯其作為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必將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一階段的主要建設領域。作為數字技術的典型代表，國內各類手機及電腦遠程辦公、學習軟件百花齊放，如釘釘、騰訊會議、學習通、猿輔導等，充分滿足了疫情期間人們足不出戶即可實現工作、教育的多樣化需求，數字技術在國內的實踐中逐漸成熟，為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前帶路國家普遍數字基礎建設薄弱，有廣闊的提升空間，而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學習中又存在巨大的需求。有理由相信，數字技術作為深化合作及產業轉型的新選擇，在未來將成為帶路國家引進和發展的重點。中國政府應考慮構建跨產業鏈模式，有效整合國營企業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和民營企業偏好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項目，加大對國營企業的支持力度，同時鼓勵中國民營企業邁大步伐“走出去”，尤其是在世界占據領先地位的互聯網企業，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因地制宜，結合沿綫國家的特色，有針對性地開發、供應個性化產品以滿足東道國的多樣化需求。中國民營企業必將大有可為，應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以時不我待、衹爭朝夕的奮鬥精神乘風而上，擴大經營區域，從國內走向國際，促進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國際化，同時實現科技創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匯豐集團總經理穆赫塔爾·侯賽因(Mukhtar Hussain)高度評價“一帶一路”倡議將在後疫情時代大有作為，認為其資本、商品和服務跨境流動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有著重要意義，也是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25]另外，中國政府在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各自的優勢的基礎上，需引導國內企業以積極端正的心態看待貿易爭端及部分媒體散播的不良言論，主動加強對當地民生建設的關注，修建公益性的學校等民生設施，形成東道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營造合作共贏的良好輿論環境，以事實作出最有力的回應。
2.構建并完善相關機制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在加強中國與沿綫國家間的聯繫，開拓更廣闊的市場的同時，也促使新興增長及治理機制的形成。首先，積極打造“健康絲綢之路”，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26]理念成為當前“一帶一路”倡議首要發展目標。鑒於當前全球疫情形勢依舊嚴峻，防控措施仍需改善。截至2021年2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球纍計新冠確診病例達104370550例。[27]這觸目驚心的數字從側面印證了習近平主席呼籲各國攜起手來，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緊迫性。隨著綜合國力的迅速發展，中國在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中實現了從“後來者”、“融入者”到“支持者”的轉變，尤其是應對本次疫情的有力措施展現了大國擔當，應繼續支持以WHO為核心的國際衛生治理多邊機制，深化與帶路國家的衛生健康有關領域，開展國際聯防聯控，強化“健康絲路”機制建設來推動衛生外交，助力實現“衛生健康共同體”。
其次，中國還需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內通過制定一系列規章制度以體系的形式確保“一帶一路”建設的長期性，尤其是建立項目合作透明機制和爭端解決多邊平台，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CSDBRI）和“一帶一路”投資法庭制度體系[28]，以切實有效的創新性方式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潛在的不透明性、專斷性等問題。
最後，“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合作項目還需主動對接符合中國實踐基礎、各國普遍認同的國際標準及規則，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有關基礎設施建設的行業標準、法案，促使項目成果國際化，提高沿綫國家民衆對建設成果的認同感，以更好地應對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主導構建的“藍點網絡”（BDN）和歐盟、日本主導創建的“可持續連通性和質量基礎設施夥伴關係”（PSCQI）等計劃的基礎設施建設競爭，而基礎設施領域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又注定會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體化和全球化[29]。
3.對接各國自身發展戰略
雖然沿綫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背景不同，但是都根據自身發展需求提出戰略規劃，如蒙古的“發展之路”、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英國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波蘭的“琥珀之路”、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越南的“兩廊一圈”、東盟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韓國的“歐亞倡議”和印度的“季風計劃”及“香料之路”等。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的發展倡議或國家規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地理上高度重合，并且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良好合作。作為跨區域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一直秉持親誠惠容理念，是務實合作平台和共商共建共享的聯動發展倡議，發揮的是對現有機制的補充作用。中國應積極探索與各國發展戰略、其他區域性經濟合作長期規劃（如RCEP）對接的可能，并竭力將潛在合作可能轉化為現實成果，促進我國和沿綫國家間貿易友好互通以及經濟共同體的構建。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應將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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