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統一的可欲性與可能性
（一）和平統一的可欲性：漸進的問題解決方法
從學理上說，對於一個複雜的問題，采取“一點一滴解決”的態度，訴諸“漸進的、經過反復多重博弈”的解決，雖然付出較多的時間成本代價，但與之相稱的，是該問題之更根本解決的可能性。
台灣問題從島內看主要牽涉共、國、民三個主體之互動博弈，從國際看主要牽涉美、中、台三個主體的多重博弈，結合歷史恩怨、文化糾纏、利益糾葛，其複雜性可見一斑。對於複雜問題的解決，如果是以漸進解決問題的思路，以長的歷史時段作為解決問題之時間綫的參考，結果往往能達到治本的效果。在複雜性問題中，各種潛藏的、凸顯的矛盾會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磨合達到一點一滴的“燙平”式解決。
鄧小平時期“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江澤民時期“九二共識”的達成、胡錦濤時期“兩岸三通”的實現，以及習近平總書記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的“歷史性會晤”，都是幾十年來兩岸交流交往與接觸的產物。特別是2008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八年時間，許多歷史性制度安排與協議文件簽署實現，許多層面的制度安排已成為不可逆的進程，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做出了應有的歷史貢獻，容納入“台海問題”之“漸進解決”的歷史進程之中。因此，相信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是一個長尺度歷史進程，并且時間的代價會以和平解決的收穫為相稱之所在。
（二）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從國際政治來看，台灣問題牽涉美、中、台三方主體的博弈互動，而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可能便潛藏在三個主體之內。
首先是大陸方面日益崛起的綜合國力，以及陸台之間實力差距的日益拉大。一方面，隨著大陸力量日益強大，軍事投射能力早已覆蓋環台灣島地區，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權逐漸被大陸牢牢攥在了手中。伴隨著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之自信的，也當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之自信。另一方面，陸台日益拉大的實力差距，也會形塑陸台之間的互動大方向。一般來說，實力較小的政治實體面對實力較大的政治實體，可供采取的策略無非是，要麼抗衡、要麼扈從。陸台之間懸殊的實力差距決定了，台灣要麼選擇扈從大陸求得安全，要麼選擇憑藉域外大國尋求抗衡大陸來求安全。但區域的權力分配往往是零和的，從長遠看，伴隨著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現實權力的不斷增加，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權力必然收縮。當美國學會接納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力時，台灣還有何抗衡凴藉？唯有尋求扈從與和平。大陸自身實力的增長，是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關鍵所在與底氣所在。
其次是台灣問題在美國之戰略地位。第一，美國與台灣的利益牽涉，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美國與割據政權（所謂“中華民國”）的利益關係，二是美國與台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關係，三是美國與島內各主要政黨的利益關係。在多重利益關係中，三者的位階次序是不同的。美國與台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關係占主要方面，美國最為看重的是台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價值。由此，美國與割據政權以及島內各主要政黨的利益關係，有被放棄之可能。第二，美國對於台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戰略價值的看重并非屬於美國自身之核心國家利益。由此，存在著交換可能性的空間，即以台灣島本身與美國更優先關注的其他價值利益相交換的可能。因此，從理論上看，棄台論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中國崛起本身，帶來的也是在國際政治層面與美國更多的利益糾纏以及可資交換的籌碼，長遠看會愈來愈多。
最後是台灣本身政治社會中亦蘊含著可能性。台灣島內有“獨派”色彩的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必會改變，這不光是因為選舉社會裡政黨輪替的邏輯所決定。從民進黨的誕生、發展與成熟來看，均沾染有“民粹色彩”。其慣常手段，便是以意識形態議題作為政治動員與敵我認同切割的工具，操縱省籍、族群、國家認同上的二元對立，以“台灣主體性”詮釋的二元對立論述，作為其勝選之手段，且屢試不爽。但從長遠看，必失之遠慮。隨著島內進入後工業社會以及政治高壓的消失，社會和政治認知會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這是無法阻擋之潮流。單一的意識形態議題，必然愈加無法統合多元的社會訴求，決定了長遠看民進黨要麼轉型要麼瓦解，而轉型也是對於本身就是以“意識形態議題”凝聚與定義的民進黨之自我瓦解。從長遠看，民進黨必然面臨“去神壇化”，未來島內政治版圖未定，大有可為之機。
三、今後的對台方略建議
（一）介入島內的政治議程
長期以來，大陸的對台戰略包含著“在祖國統一問題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訴求。去做關於台灣島內之民情人心的工作，一直以來是對台統戰之所需。然而，這項工作從客觀上說，效果不盡如人意。典型體現於，即使在馬英九時代八年和平發展期中，島內的“國家認同問題”卻進一步偏差，“中國人”認同不增反減，這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何以至此，可能是因為大陸并沒有很好地去介入台灣島內的政治議程。
島內民情人心的現實是，在民進黨業已建構的“台灣主體性的話語叙事”中，台灣主體性獲得了超越凡俗價值的宗教色彩。民進黨得以將自身理念等同於“愛台”，從而獲得“理念”層面對於政治對手的理念優勢。在民進黨以“台灣主體性”詮釋的“愛台灣”的話語叙事包圍下，任何與之相左的理念，均處於不利地位，遑論“統一”的聲音。大陸需通過重構“愛台灣”的新話語論述，有效介入島內的政治議程。而加以操作化的方法，一是，不妨對《反分裂國家法》加以具體化與動態化。一方面是為台海兩岸的現狀作底綫的保障，另一方面通過細緻化的條件，使得對島內獨派分子的威懾力強化與增加。二是，增加環台軍事行動的威懾力與針對性，製造對獨派分子之壓力，助益於島內政治議程的改造。
（二）維持島內政治介入的自主性與中立性
長久以來，大陸的對台戰略內涵亦包括“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訴求。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在選舉社會的語境中，即是寄希望於台灣的政黨。但在操作中，演化為大陸與某些政黨的具體綁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陸對台方針的自主性，窄化了大陸在島內的政治運作空間。
在政治社會中，不同的主體基於相互之間的需要結成利益關係。而利益關係中，占據主動性的主體，往往是基於更高“被需要程度”的“稀缺性”，藉此以掌握更多的轉圜空間與操作資源。在台灣問題中，大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深度綁定，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在島內與民進黨、至少是民進黨中的務實派溝通捭闔之可能；而這些人主要是反國民黨，求自決甚於求台獨。這樣的政治綁定，使得大陸押注於國民黨一方，但國民黨則是在大陸與美國兩方押注的，“和中”但也“親美”，使得雙方需要程度不對稱。
由此反思的結果，大陸應在政治介入的自主性與中立性上“大有可為”。一來，不妨由政黨支持下沉到具體議題支持。在一個個具體的議題議程中，發出大陸的聲音，表明大陸的立場，顯示大陸的力量，而不寄托於某個具體政黨扮演的“代理角色”。二來，不妨繞過政黨直接面對具體而鮮活的台灣人民，進行直接的接觸互動與經濟交流。必須分清台灣島內“割據政權既得利益者”與“割據政權治下的人民”之間的區隔，切割“割據政權既得利益者”與“割據政權治下的人民”的關係，繞過政黨普惠島內的人民大衆，讓兩岸和平與合作的經濟紅利，更普惠更均衡地讓台灣人民受益。
（三）創造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外在條件
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外在條件，即是在台灣島之外的有利於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要素。主要包括兩個因素：一是中美關係，二是香港問題。前者的存在是阻礙大陸統一台灣的最大障礙，後者由於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樣板城市對於台灣有較強的示範與參考效應。
關於中美關係，創造和維持一個穩定、健康的中美關係對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其所必需，也是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必要條件。就目前來看，中美關係面臨著嚴重困難，亟待從“脫鈎意識”走向“接觸意識”。“脫鈎意識”在於：在零和游戲中，中美脫鈎可欲；在逆全球化下，中美脫鈎可能；在美式霸權下，中美脫鈎可控；而重返“接觸意識”在於：就脫鈎不可欲、不可能、不可控上達成共識。中美關係打開局面，無論對於台海兩岸現狀的穩定，還是對於台灣問題未來的和平解決，均有助益，值得認真把握。
關於香港問題，鑒於目前香港對於島內的較強示範與參考效應，可以做的工作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澄清香港問題的本真，還原香港近年來動亂的實質，盡力改造涉港的輿論風向。第二是明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香港之殊異。第三是做好香港的治理工作，以香港民生議題的成績為中央權力在港介入作最佳之詮釋，凸現治理維度與民生議題上對台灣的示範與磁力。
總之，大陸官方輿論應對“和平統一”戰略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與歷史自信，這是歷史與時代的要求。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0月號，總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