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香港回歸以來，在教育治理方面有過經驗也走過彎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您認為應該如何構建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香港教育治理體系？
李環：香港教育領域的事務，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是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情。2019年“修例風波”的時候，社會上、網絡上對教育問題的反思比較多。對於特區政府來說，回歸後的20多年也確實有一些值得總結的地方。如果簡單來講，教育問題根本上分幾個層面：第一，學校要教什麼，這涉及到教科書的編排，教學資料的準備；第二，要怎麼教，這涉及到具體的課程設置，包括課外活動的一些安排，因為香港的學校有很多種，有官立的，有直資的，有私立的，每一種情況都不一樣，教育局的參與程度也不一樣；第三，是誰在教，這涉及從幼稚園到大學整個教師隊伍的狀況。從之前香港的情況來看，最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出在誰來教。以通識課為例，從早期的課程設置來說，初心是好的，基本上也是想培養出有責任感的下一代，當然在具體的細節上，包括一些教材的使用上，教育局可能在監督疏失的地方，但更大的問題來自於教授這些課程的人。有些老師能夠客觀地講授課程，但有些老師會把自己的偏見甚至是錯誤的觀點傳遞給學生。比如鴉片戰爭，不同的老師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所以誰來教學生就成為教育領域的核心問題。
教協沒有解散前，對香港教師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其理念也是得到不少教師認可的。現實中，教師是需要一些明確的指引的。教協解散後，教聯會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教育局的工作也要加大力度，本該發揮的監督作用也要跟上來，這樣才能有助於構建適合“一國兩制”架構的教育體系。
中評社記者：拜登政府上台後，中美戰略繼續博弈，“競爭與合作”、“遏制與反制”、“對抗與接觸”同時存在。國際秩序面臨現實挑戰，大國關係複雜多變。香港在新時代的中美關係大局下面臨著什麼樣的挑戰與機遇？
李環：討論香港問題離不開中美關係及國際形勢，隨著中美關係從之前的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接觸策略，到現在變成競爭+合作+對抗。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也在香港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近年美國對香港的制裁，不僅僅是因為香港發生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在整個中國發展過程中，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從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出台，到2019年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等，美國與香港關係也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現在我們就是基於這樣的大背景來研究香港問題的。
香港在這樣的情況下，挑戰其實是更多了，當然挑戰的過程中也會有一些機遇出現，這取決於整體目標。面對挑戰，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避免香港成為中美關係的破局之地。前兩年，中美兩國圍繞香港問題短兵相接，反覆博弈，包括對雙方人員的制裁與反制裁。目前這種局勢並沒有改變，美國還會繼續以前的制裁手法，知道它感覺在香港問題上該打得牌已經打得差不多了，再繼續的話，可能會真實地損害到美國自己的利益了，才可能會暫時停一停。當然，還可以繼續打其他的牌，像新疆、台灣、南海等。
這一年以來，大家感覺香港的情況較為緩和，這是因為新疆、台海問題的突出，不代表以後美國不會對香港進行制裁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能在整個中美關係的大局下做些什麼，在中美關係的發展及轉變過程中，香港能否發揮獨特的緩和或潤滑劑的作用，這就是香港需要在中美關係中尋找的機遇。
另外，美國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政策持續縮緊，導致中概股轉為香港上市，這短時期內對香港的金融發展是利好。但是在美國依據其國內法律根本性改變對港政策後，還是會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未來的發展形成一定壓力。因為美國是戰後整個世界金融體系的締造者，雖然這個體系也不斷有變化，但整體架構沒變。香港的金融體系與架構實際上是西方金融體系架構的一部分，就像是整個拼圖上面的一塊，所以在目前中美博弈的情況下，香港作為中西方間的橋梁難免受到影響。香港要做的是盡量把這些影響降到最低，因為國家還是需要香港作為一個橋梁連接海外，同時也需要香港保持原先的國際競爭力。香港要在國家的支持下，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繼續肩負中西橋梁的溝通作用，繼續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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