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際秩序轉型的不穩定性和難度上升。國際秩序以世界格局為物質基礎和力量支撐，世界格局變化必然引起國際秩序變化。本世紀初以來，在世界格局變化和西方整體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蘇爭霸和美國獨霸先後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向中國倡導的、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的相互尊重、公平正義、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新型全球化秩序轉型。這一轉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趨勢和國際關係發展規律，符合大部分國家的合理要求。然而近年來，為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霸權，霸權吸引力式微的美國越來越以霸權主義抵制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大肆干涉他國內政，頻繁製造地區緊張，致使世界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大增。尤為值得警惕的是，隨著中國強勢崛起與中美關係逆轉、美俄關係破裂、中俄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而美國努力強化西方聯盟，世界格局正在滑向新兩極化，儘管拜登聲稱不尋求“新冷戰”。理論和歷史都表明，兩極格局會導致世界分裂和整體性對抗。因此，兩極“新冷戰”的危險趨向使國際秩序轉型的不穩定性和難度大大上升。
第三，中美關係面臨更大挑戰和危險。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新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難以避免戰爭，因為當缺乏互信的這兩大國國力差距越來越小時，崛起大國可能認為以戰爭方式取代後者的主導地位有利可圖，而焦慮感、恐懼感不斷上升的霸權國憑藉尚存的實力優勢發動護霸戰爭的可能性隨之上升，即雙方都可能發動戰爭。〔23〕這是艾利森認為中美難以擺脫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依據。〔24〕雖然當今世界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深度全球化世界，中華“和合”戰略文化、中國國家性質及其和平發展國家戰略共同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戰爭崛起老路，但是美國實施新的對華全面遏制戰略不僅使中美新冷戰難以避免，而且令中美在南海、台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顯著上升。中美全面對抗是由美國護霸戰略目標和中美五大結構性矛盾〔25〕決定的。護霸被美國當作最高國家利益，為護霸它必定竭盡全力和不擇手段。中國已被美國認定為對其霸權構成最大威脅，它必定極力遏制中國。中美全面對抗也是由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和美國對華預期逆轉促成的。上世紀後30年，隨著中美和解、中國逐步推進改革開放，中國逐漸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由於當時美國的軟硬實力強大和中美國力差距很大，美國不僅沒視社會主義中國為威脅，反而視之為準盟友，其原因除了以華制蘇的戰略需要外，就是它寄望於且有信心把中國改變成追隨它的“民主國家”。雖然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摩擦不斷、危機頻發，但美國沒放棄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和努力，對華一直以接觸和合作為主。然而，進入本世紀後，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國際影響不斷提升而美國霸權吸引力不斷下降，到奧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基本破滅，轉而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這一對華戰略定位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被大大強化，中國被美國當作其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和最大戰略威脅。雖然拜登宣稱必要時與中國合作，但是他基本繼承了其前任的對華戰略，尤其是極力拉攏其盟友共同制華，比如強化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機制和新建美英澳三邊安全聯盟。因此，中美關係非但沒有如普遍預期的那樣得到改善，反而呈現繼續惡化之勢。力圖圍攻中國的拜登政府比對華單打獨鬥的特朗普政府更難對付。美國在其霸權吸引力式微時仍極力遏制和圍攻中國，從而使中美關係面臨更大挑戰和危險。
第四，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趨於惡化。對最在意美國霸權“公共產品性”的美國盟友而言，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雖有利於它們增強對美獨立性，但危害更大。特朗普執政時期，由於美國愈來愈偏狹於自身利益，美國盟友非但難以繼續“搭便車”，反遭美國在經貿和防務兩方面的威壓。特朗普認為：美國長期以來花巨資保衛盟國，但德、日、韓等卻長期對美搞不公平貿易，導致大量美國工人失業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美國被當成傻瓜。他要求德、日、韓等在經貿上對美大幅讓步，甚至公開稱長期占美國便宜的歐盟是美國的敵人，因而不惜發動對歐貿易戰。他要求盟國大增防務費，大買美國軍火，否則就撤軍，還一度稱北約是過時的組織。由於美國霸權吸引力急劇下降，拜登執政下美國與盟友的關係也難以完全恢復，裂痕明顯的聯盟體系的影響明顯下降。法、德一致認為歐洲安全不能再指望美國，已達成加強歐洲自主的努力將不受拜登對歐政策影響的基本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