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完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頂層設計，以“和衷共濟”的多邊主義對抗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和中美國力差距不斷縮小，中美間各種矛盾都趨於激化，中美關係性質已質變。把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和長遠威脅而全力打壓，已成為美國的國家意志和國家大戰略目標，因此美國已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大外部障礙和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脅。中國應以“和衷共濟”的多邊主義對抗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充分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所激起的廣泛不滿，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抗擊美國的對華圍堵。應盡力與中國有重大利益糾紛的周邊國家緩和關係，不讓美國有機可乘，制衡美國構築印太反華聯盟。為此，應盡力穩定中印邊境局勢，並推動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儘早問世。同時，充分利用美歐多重矛盾，在經貿、反霸、反恐、環保、能源等領域強化與歐盟戰略合作，減小西方聯盟的對華壓力；繼續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大力推行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石的多邊國際秩序。
第四，以底線思維和辯證思維構建以鬥爭為主以合作為輔的對美新戰略，既堅決鬥爭，又尋求合作；既抓緊為全面衝突做好準備，又以“太極”應對其“拳擊”，極力避免對撞，儘量延遲攤牌。2018年以來，美國以“印太戰略”和對華貿易戰強化對華遏制，在台海和南海等問題上大肆挑釁中國核心利益。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採取一切手段打壓從疫情中奮起的中國。中美關係面臨50來最嚴重威脅。美國鷹派想在美仍有對華軍事優勢時儘早對華開戰。〔26〕在渡過了特朗普下台前美國對華瘋狂挑釁的高危期後，中國雖應在應對氣候變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中美合作，但對改善中美關係別抱太大期望，因為美國對華遏制有牢固的跨黨派共識和廣泛民意基礎。拜登上台後，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仍在幾乎所有國內問題上尖銳對立，但是美國國會幾乎全票通過了不少反華議案，美國《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主張以法律形式推動中美經貿脫鈎並聯合盟友全面制華。2021年3月1日公布的蓋洛普民調顯示，對華有好感的美國民眾僅有20%，比去年下降13個百分點，創下蓋洛普自1979年有調查以來的最低記錄。〔27〕因此，要徹底拋棄中美關係“壞不到哪兒去”的舊判斷，以底線思維和辯證思維構建以鬥爭為主以合作為輔的對美新戰略，做好與美國長期艱苦鬥爭甚至全面衝突的思想準備、政策準備和力量準備。由於中國綜合國力尤其是軍力、科技和金融仍處於劣勢，面對美國咄咄逼人、全面打壓的“組合拳”，中國不必事事針鋒相對。由於時間在中國一邊，除了在真正核心利益問題上堅決反擊外，可適度“裝傻”，極力避免與其正面相撞，儘量延遲攤牌時間。若能為中國崛起再爭取5至10年時間，可能美國就不敢與中國攤牌，中國也就實現了和平崛起。故中國應以理智應對美式狂躁，以“太極”與“美拳”周旋。“太極”強調修煉內功和軟硬、虛實、緩急的有機結合，是中華儒道結合的產物，是中華大智慧的體現和實踐。練好“太極”並巧加運用，假以時日，就可以柔克剛、以弱勝強。
第五，大幅調整對美經貿政策，多管齊下，力爭變被動為主動。中美經貿長期不平衡由美元霸權、中美經濟高度互補、美國儲蓄率長期過低等因素造成，但特朗普錯誤地將其歸因於“中國的非公平貿易”，片面理解為美國吃大虧，妄想用貿易戰矯正中美貿易失衡。拜登把前任的單打獨鬥變成為拉攏盟友共同遏制中國日益強大的經貿影響。為了變被動為主動，中國在繼續推動新型全球化和全方位對外合作、大力發展與歐洲、東盟等主要經濟體的經貿關係的同時，對美經貿政策應多管齊下：（1）在遵守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和對繼續談判持開放立場的同時，堅決維護核心經濟利益；（2）加強中美地方經貿交流合作，利用美國國內反貿易戰的力量，從其內部掣肘其反華政策；（3）努力實現對外貿易多元化，儘快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4）儘快減少甚至停止對美戰略物資（如稀土）出口，不讓美國繼續從中國獲取廉價戰略物質；（5）大幅減少對美投資和儘快撤回在美國有資產；（6）逐漸增加黃金資產和石油儲備，儘快減少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不要充當美元泛濫下美國國債的“接盤俠”，從而使中國經濟逐步從美元霸權中解套，進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的多元化和對外經濟安全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