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日電／《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個明確”中的重要內容，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歷史邏輯是我們探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歷史的一個視角。回顧我國經濟發展格局的歷史演化，從歷史脈絡中梳理出經濟循環的宏觀運行機制，有助於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認識，為廣東打造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提供現實啟示。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格局的歷史變遷
新中國成立後，黨在領導人民開展建設、改革和奮進新時代的偉大事業中，根據不同階段經濟發展的要素禀賦和規模不同，不斷調整經濟內外循環的比例，形成了適應不同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格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從“相對單一的內循環”轉向“內循環為主與極其有限的外循環並存”的發展階段，從“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轉向“以外循環為主內循環為輔的全面開放”的發展階段，從“內循環和外循環並列”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高水平制度開放”的發展階段。
1949年至1978年，我國經濟循環體系逐步從“相對單一的內循環主導”轉向“內循環為主與極其有限的國際循環並存”。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經濟發展主要是學習蘇聯模式。隨著蘇聯對我國援建“156項目”、中央順利實施3個五年計劃以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探索，我國建立了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20世紀60年代，中央作出加快“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將經濟建設的重點從東部沿海轉移向經濟基礎薄弱、交通不便、現代化工業稀少的西部地區，由此形成了政府為主導、以內循環工業化為主的經濟循環體系。1971年，隨著我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中美關係正常化，一個遍及世界各大洲的與中國建交的高潮出現了。1973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建議“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四三方案”的引進工程，該方案是對原有的“三線建設”經濟格局的調整，外循環初步出現。1972年以前的單一內循環工業化忽視了沿海地區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比例失調，壓抑了國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長。1972年後，因實行集外貿經營與管理為一體、政企不分、統負盈虧的外貿體制，外貿發展水平低下，外循環極其有限。197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僅排在世界第29位，對外經濟依存度僅為9.74%。
1978年至2006年，我國經濟循環體系逐步從“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轉向“以外循環為主內循環為輔的全面開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決定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一大二公”的單一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將以內循環為主導的模式轉向“內外互動”的經濟發展格局。經濟體制改革是推進改革開放的關鍵環節。在農村，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的釋放，城市工業化獲得了充裕的剩餘勞動力和物質支撐。1983年中央1號文件和1984年中央1號、4號文件，提出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於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1989年，鄉鎮企業總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上升到60%。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促使“城鄉內循環良性互動”發展格局得以形成。隨著經濟特區、沿海城市的開放、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立以及外貿經營權的下放，我國有效嵌入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形成了資源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格局，沿海地區成為“世界工廠”。1988年2月，黨中央作出沿海地區實施“國際大循環”戰略部署。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精辟地闡述了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為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奠定了基調。隨後，我國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融入經濟全球化中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2001年後，中國進出口總額以每年3000億美元以上的數量增長。世紀之交中央提出實施對外開放“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到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從1978年的9.7%上升到64%以上，中國出口額占全球比重躍居世界第三位，外循環在經濟發展格局中占主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使我國實現了飛速發展，但也導致了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不足。
2006年至2021年，我國經濟循環體系逐步從“內循環和外循環並列”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高水平制度開放”。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生產模式已難以為繼。黨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更加突出“內需”帶動經濟循環的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將單一的國際大循環格局的弊端進一步暴露。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央出台了“四萬億”財政投資計劃，以擴大內需轉向國內循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對國內產能嚴重過剩和金融杠杆率持續高位運行，中央實施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真正啟動內需、實現高質量發展尋求新路徑。與此同時，中央在經濟發展的生產端和消費端不斷推出重大戰略，先後實施了“一帶一路”倡議、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等，極大地消化了國內過剩產能，促進了國內供需平衡。這一時期，我國外貿依存度大幅下降，從2006年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9%，但依然高於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20%，經濟抗風險的韌性不足。2020年5月14日，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以及國內消費不足的嚴峻形勢，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要構建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對構建發展格局進行了確認。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國際“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格局深度演變的必然要求。從需求潛力來看，中國擁有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至2021年，消費已連續8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從供給能力來看，我國擁有1.5億戶市場主體，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強大科技實力以及持續提升的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因此，我們有條件發揮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規模集聚優勢，高水平地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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