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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台灣政黨而言，“勢”的力量實質上已構成一種客觀情勢的約束性。 |
中評社╱題：“‘勢’的視野：台灣問題”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依託於一定的框架或範式之上，在其中導出框架或範式内部邏輯自洽的推導或結論，但每種框架或範式都具有不完備性，因而解讀與詮釋必然帶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範式的反濟意義則助益於矯正這種局限性。“勢”的範式與框架，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是耦合現况與未來，聯繫動態與静態，勾連狀態與生成，集偶然性與必然性於一體的中心概念，助益將現况的把握與未來趨向的理解聯繫在一起，導出超越事實與現象堆砌的解譯與判斷。以“勢”的視野看待台灣問題，有助於我們克服在既有思維進程中對問題把握的偏狹化，在“勢”的歷史進程與視野高度，達成對台灣問題的全面性與整體性把握。
一、“勢”的範式
人們對於事物現象的認知，總是依託於一定的認知框架的，後者由一種思維模式構成，决定分析的起點、焦點與要素所在，並將這些概念綜合到既設的框架中，導出分析的結果所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由於要素提煉的不同、及其不同權重與比例的形式構成，往往决定了内容的體認與定義本身，認知框架作爲形式是鑲嵌在我們對於事物或現象的内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認知框架，可以勾連出不同的意義結果來，通過重新提煉要素的立基點，重新歸屬各個要素的某種相對份額，經由新的知性形式過濾後， 會呈現出新的内容情境之展現與詮釋。認知框架對於問題分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台灣問題作爲一種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亦是如此，需明確某一特定認知框架的必然有限性，並接納新的知性理解方式，助益於對於該問題更全面的理解把握，切忌陷於某一認知形式而不自拔，造就誤判或短視的可能性發生，後者是决策者與研究者務必避免的。
認知框架根植於思維模式之中，深受社會化進程的沾染。一定的文化社會化進程，會造就一定導向的思維模式的生養。各自文化均内涵一定的内部共通的思維模式，構成爲思維進程確立基石的範疇，並主要體現在分析的概念本身。這種範疇形成一種機制，依據功能系統而起作用，並深刻影響認知框架的確立與形成。而在西方的共通思維模式而言，强調一種由對立與相聯形成機制的模式，這種對立與相聯是建立在對事物與現象認知，基於深刻分裂的體認與把握之上：從現象與本質的分裂，方法論與本體論的分裂，自然與社會的分裂，到語言與存在的分裂，其慣用分裂的觀照探查事物與現象，以分析性概念的提煉與邏輯可化約推論的導出爲宗旨，力圖在對立與相聯的總知性形式中達到詮釋與理解，典型的範疇體系諸如：方法到目的、或是原因到結果，汲汲於問題意識與邏輯一致，在涉台問題的研究亦是如此，諸如統一問題研究，執着於方法的目的性可欲性評估、效用合理性審視等等。此種問題意識的範式，往往不容易達成對於全局的整體性理解，它基於其分裂性的思維預設，往往偏向於獨一、超越的極端化，而非相互依附的相互性。既有主流的認知框架都不可避免帶有至少兩個缺陷：第一是追求的邏輯可化約的完滿一致性，不能同具體現實的缺陷性相適應，邏輯一致的處理傾向容易導致理解的極端化；第二是以分裂的思維處理與運用事物，不能兼顧静態的觀點與動態的觀點，而現實往往是既有的亦是生成的，是静的呈現與活的發展的統一，分裂的思維進程本質容易導致理解的偏狹化。既有主流的認知框架，對於涉台問題的分析與定性，則或是極端化的悲觀與樂觀，或是不能全局性的把握事物與現象的整體性面貌與歷史性進程，存在一定的認知框架局限性，訴求新的範式理解以達到認知意義的反濟。
如何采取新的認知框架進路，達致對於問題的認知意義反濟，美學理論中“後退的效果與美學的縮小”可資爲用。一位中國畫論作者指出，觀看山水時，太靠近則看不見它們的輪廓;反之，越往後退，瞳眸則越能收盡畫上的高山流水。這好比張開一匹素絹，使畫像遠遠地照映，如此一來，最峻偉的高山也會被框於方寸之内。“昆侖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張絹素以遠映，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對於畫家的探查而言，就近檢視局部細節時，無法看得清楚那推動綫條的交錯、凸起或停止的力量。祗有從遠處觀看整體時，在對比之下，這些綫條形狀内在的力量才顯得出來。有了距離，觀者不僅可以理會一幅更遼闊的山水，還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欣賞它；因爲那山水好像已經脱離了本質之外的混濁而沉澱下來，重新回到單純獨一的動作，那賦予它形狀而得以存在的動作。“後退的效果與美學的縮小”助益於呈現事物的整體面貌，展現事物本身眼不能見的氣勢向度，而合適的適應於“後退與縮小”的知性形式與認知概念，在於“勢”的範式。
所謂“勢”的概念絶對是普遍通行的，它與世界的進程有關，也與人類的各種活動有關；它既涉及自然層面也涉及技術層面。雖然勢的模式放之天下皆通，但是我們總是從個别的表現來慎重地理解它。因爲在事情開始時，情勢就是關鍵所在，而且每一個情况裏、每一個時刻裏，情勢都有所不同，它不停地變化，所以在每一個情况中支配現實的趨勢也必然是獨一無二的，絶不會重複發生。“實况”永遠不會固定下來，因此能逃離既定的框架。正是這樣的情勢使現實之所以成爲現實。“勢”的範式的本質，是對於前述“分裂與聯繫”思維的反動，要旨在於“一體與運動”，事物的現况、歷史與未來是一體的，事物的本質、現象與原因是一體的，而事物本身是生成性處在變動之中，這種變動亦是同過去、當下呈現一體性的因而可以作爲必然性加以把握，但變動與生成本身是偶然性的標識，因而它是跨越必然與偶然、現况與未來、狀態與生成的概念。“勢”的範式，對於既有的“目的-方法”與“原因-結果”的範式，會是一次認知意義的反濟，助益於在“勢”的視野下，將現况的把握與未來趨向的理解聯繫在一起，助益於涉台問題視野更高、視野更廣的理解，擺脱當下現實事件的零碎與堆砌，達成在“勢”的歷史進程中對事物的全面性與整體性把握。
在“勢”的視角下，静態的觀點與動態的觀點是互相聯繫的，“情勢”從過去的歷史而來，聯繫至當下的局勢，並基於過去與現在一脈之機理，導向未來的趨勢。静態與動態、狀態與生成之間是聯繫的，體系進程中的每一時刻都可視爲一種“力”的布置狀態，“勢”見之於這一個個别的現况的作用力配置，但同時也意味着通過這個個别現况而表現，並引導與制約該現况由以發展的趨勢上，“勢”見之於狀態内在所生成的大方向所在。一方面，歷史的現况可以作爲客觀的約束條件，制約人們的選擇；但另一方面，一個歷史現况，作爲變遷中的某一時刻，是内涵生成性而充滿效力的，它作爲趨勢内在的一部分，推動趨勢在歷史進程中的最終自我實現。
二、台灣問題的“時”與“勢”
任何力量都受制於歷史現况中的某種局勢，無法脱離該局勢而存在，譬如一個人無法舉起自身，“非無力，勢不可”；但客觀的條件决定了這一現况的發展趨向，這一趨向内在於作爲現况局勢的作用力布置中，並要求所有力量對趨勢的演進結果加以服從。因此“勢”既是静態的也是動態的，它是生成中的現况，也是客觀性的未來，由以構成一種必然性力量，制約着人在當下與未來的選擇可能性空間。當評估現况的時候，不能受困於當下的局勢造就之約束性，需明白局勢或現况本身具備一種生成性與變化力，是導向演進而日新月新的；當退後幾步再對局勢加以審視，會獲得一個抽象的視角，依據該視角之邏輯藉以評估現况本身的生成可能性，推演出未來的趨勢在，後者與當下、過去一般亦意味着一種必然性，並訴求各種力量的最終服從。
構成一種歷史力量的“勢”，在於一種交替的機理。交替的原則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而製造着斷裂、差异與分歧，而趨勢則作爲一種連續性的力量，闡釋着跨越斷裂與分歧兩個極端之間的必然性，耦合政體性的歷史理解中之張力。可以説，“勢”本身以交替爲機理，構成一種張力，後者意味着競争性要素的相互對抗而使得整個進程充滿活力，使得歷史由以更新。如發生了中國歷史中，統一與分裂、治世與亂世的趨勢性演繹，歷史則是在這交替作用産生的張力之下得以擺動前進。王夫之總結出作爲交替原則的雙元邏輯，這一雙元邏輯支配着歷史的推移，構成超越於現况之“局勢”的總體之“趨勢”，構成對生成中之“情勢”的理解與詮釋：
邏輯一：任何趨勢一出現便漸漸擴大增强。（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
邏輯二：任何趨勢達致極致時必窮盡而逆轉。（物極必反。）
對於邏輯一，作用於交替原則的正面實現，趨勢要求的自我實現訴求於局勢演進的軌道化，祗有藉由交替變化中某一力量的不斷强化，趨勢才能實現自身；對於邏輯二，作用於交替原則的負面表述，趨勢涉及張力之中兩個相互對立的力量，是關切兩個極端之間的擺動交替，因而張力中的某一力量之過分增强會産生反動，引導趨勢演進朝向另一端的擺動演進進程。出發點或許總是微不足道與不能深究的，但它却是决定歷史趨勢的關鍵，因爲它開啓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趨勢的演進、交替的邏輯，使得整個進程鎖定向該方向發展，直到趨勢的自我實現狀態；但一旦張力中的力量達到了其無法超越之點，便進入下降狀態，形成無可避免的敗落與滅亡，而趨勢藉由這一敗落的進程，詮釋其本身的交替性。
“勢”是構成一個必然性概念出現的，見之於現况的局勢，它造就一種客觀約束性，限制了身處局勢之人的選擇性空間，見之於歷史的趨勢，它意味着一種必然性實現，在構成現實與過去的局勢内部，推動現况朝向趨勢的自發性演進。歷史必然是張弛、伸屈、治亂、抑揚等張力之交替，這並非任何形而上學原理體現在時間上加以必然實現的作用産物，而是服務於進程的内在需要所産生的必然現象，因爲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負面因素，注定將走到盡頭，而與之互補或對立的因素便會取而代之。整個進程是作爲一種必然性，作爲現况的一種内在性，在進程的演進中自發實現自身，任何抗拒則是徒勞的。
構成一種生成性的“勢”，在生成變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種作爲調整的力量，該力量使得人們針對於“勢”之演進所訴諸的手段，構成一種有作用力的配置。總的配置的原則是，順應這一客觀必然性之“勢”的自發演進，利用事態之推進中的趨勢，讓内在於現况中、構成“情勢”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實現，並助益於這一自發性進程的合時合宜，而“時間”構成了最關鍵的歷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體認與内化。王夫之認爲，在順應交替作用的趨勢邏輯而言，存在兩個普遍的道理，引以爲定力與耐力的錨定：
配置一：任何變化發生改變之後，要順應此種變化，需站穩與保持定力。
（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
配置二：發生改變之前，需避免過度作爲，避免過度的現象因物極必反而造成反向的過渡。（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
由是，在“勢”的自發性演進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須建立在對於“勢”之演進趨向的順應之上。所以，當“勢在必得”而有利於己之時，人理想條件下應不做任何干預方爲智慧，該智慧能使得“勢”的自發性演進發揮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發展本身終將衰退，因趨勢如往一方向發展，到了極致則必定産生“逆轉”以成全最終的“交替”，故如果懂得這個客觀到了必然逆轉之地步，即因所有負面因素消解殆盡，而完全轉向正面之方向時。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價與成本，將情勢藉助逆轉之機制，引入有利於己之新方向，從而有效重構作爲現實的“現况”。事情自然而然的來臨之時，我們便能從現况内最佳的條件取得能力，藉由“勢”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實現。因而，對於“勢”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於，順應“勢”的變遷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訴諸一種耐力與定力。
如果將“勢”的分析引入台灣問題，助益於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况的邏輯進程與趨勢發展。台灣問題是處於兩個“三角互動”之内的，就國際面向而言呈現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動，而就兩岸面向而言呈現出“共國民”三黨的互動，兩個三角的總體互動進程，决定台灣問題的深度、廣度與進展之所在，而前一個三角重心在於“中-美”，後一個三角重心在於“統-獨”。因此，對於現况及其内在趨勢的理解，立基於兩個三角内部所藴含的“勢”之把握上，對其作“勢”的提煉助益於更好理解現况的内在，與情勢的未來趨勢，並錨定自身的干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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