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維旭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寓於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共享繁榮的和平發展之中，“一帶一路”的倡議和實踐具體展現了和平發展的文明史觀。他表示，從“兩岸一家親”到“兩岸命運共同體”、“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心靈契合”等概念，標誌著這樣的統一，已經超出了鄧小平當年有關香港回歸後維持現狀，“舞照跳、馬照跑”等形象說法實際含有終極目標共享、部分制度融合的前瞻性的意涵。他強調，今天大陸堅持和平統一方針的邏輯是建立在更大格局之上——中國增進人類發展的文明史觀，這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堅持和平統一的方針，不會因台灣地區領導人變化而變，也不會因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而改變。換言之，是否堅持和平統一的關鍵因素不僅僅是實力的對比，而是如此解決台灣問題也符合中國所秉持的和平與發展的現代價值觀。
吳維旭表示，對歷史的繼承並不排斥與時俱進的開創。鑒於歷史的局限，“一國兩制”設想的初衷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地表現在比較強調兩岸的制度差異，對兩岸經濟和社會融合認識相對不足，這與當時兩岸經濟差異較大、大陸開放程度不夠、科技進步水平有限等均有關係。當前香港社會經濟在發展進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更多是“一國兩制”在港實踐過程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下所誘發顯現的制度調試問題。他認為，在香港問題上，以往僅強調制度區隔，強調“井水不犯河水”，而未能預見到港澳在回歸後與內地的經濟和社會如此快速融合之趨勢，從而給後來兩地人員交往、基礎設施聯通等帶來一些矛盾。由於欠缺相應的具體制度融合支持，臨時應對式的“補課”難免會引發香港社會的部分不安或不滿情緒，進而增加了“兩制”運行的交易成本。
對此，吳維旭指出，在探索台灣方案時，一定要根據當下的發展狀況和未來的可能趨勢，增加和豐富“兩制”的具體內涵，處理好“兩制”並存與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的辯證關係，為統一後的長遠發展奠定穩定的制度基礎。他認為，兩岸之間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已形成比較密切的經濟產業與社會聯繫，統一後的兩岸除了要在經貿往來、產業互嵌方面進一步加深外，更重要的是兩岸應主要以市場經濟的方式或手段，建構或加強各經濟領域的資本與技術合作，推進包括能源、交通、網絡等傳統與新興重大基礎設施聯通等的社會經濟融合，進而增強我對確保台灣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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