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解決生存問題的方法，聚焦到兩岸關係問題這條綫，即如何在中美台戰略三角關係中，回應中國大陸的外生權力壓力，處理中國大陸之統一議程造就的外生結構，這牽繫到台灣對自身之戰略角色的選擇。如前所述，在戰略三角結構中，台灣的可選項為歷史上的兩選項之“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兩種。在可能性上的“中美兩強之樞紐”理論演繹下，審視樞紐、避險夥伴與側翼三種抉擇，一般而言主體所選擇的考量利益也是三點：自主、安全與影響。一來，往往選擇側翼是著眼於平衡安全與影響，以喪失自主的方式獲得側翼強者之下的安全，且依托強者的權勢獲得影響力。二來，往往選擇避險夥伴是著眼於平衡自主與安全，在安全上依賴於其中一方而又不放棄接觸另一方的可能以獲得自身的自主性，避免自身被一方因為依賴過度而遭“邊緣化”乃至“棋子化”。三來，往往選擇樞紐則是能够考量到兼顧自主與影響，一方面在等距交往中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在左右逢源、雙方親和與需要下獲得自身影響的最大化，而其局限則在於手段上的微妙與平衡感之把控，極具技巧度而具脆弱性。將理論演繹運用到中美台之戰略三角中，則現實條件使得理論狀態出現變種：中美之間於台海區域相對均勢的權力分配，與中國大陸對於統一堅定的決心，使得台灣如選擇“對美方之側翼角色”不一定帶來安全與影響的兼得，安全可能終失之於兩岸戰端，而所謂影響力獲得業已被近幾年不斷減少之“邦交國”證偽。其次，如選擇“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雖然擺脫了因過度依賴造致的主體性喪失而在平衡中獲得了自主，但其避險成功需要真正兼顧到大陸方面的核心訴求即統一議題，不能回應統一議題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程始終難以有堅定的基石，台灣的安全始終難以有根本的保障。而中美之間已成對峙的博弈態勢，也使得台灣如選擇“中美兩強之樞紐”角色的操作難度更大，對於環境、技巧乃至心理因素的考驗更重，而其在兩強對峙中如能保持樞紐地位其利得亦是更大。由此審視台灣所可能的三個角色選擇：由“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到“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再到“中美兩強之樞紐”三種角色上，其操作的複雜度是遞增的，避險夥伴長期化需要回應中國大陸之統一議題，而樞紐的取得亦取決於中美關係大環境。而與之相應的受益亦是遞增的，其中側翼的理論受益即所謂安全與影響的獲得，更是不具備現實約束所決定的變現可能，反而可能是兩者的“全輸”。考察選項所具備是思維成分，則與之相應的是感性成分的遞減與理性成分的遞增，這也即是民進黨選擇側翼角色能獲得民粹基本盤感性認同的原因所在。
關於生存問題之解決方案的效用評估，即審視選擇的結果是如馬英九所言之戰爭與和平的對決，還是似賴清德所言為民主與專制的對決，經過上述的分析則愈發清晰了。如前所述，台灣可能的可選項在於“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與“中美兩強之樞紐”三種角色。馬政府選擇的是第二種角色；其他台灣當局任內皆是第一種角色；而第三種樞紐角色唯有馬政府聲望高漲及中美和緩期之時才作出部分試探。如馬英九一度所言之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唯可惜的是任內後續聲望下跌未能落實。
2024台灣大選的選擇，無非是“對美方之側翼角色”與“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兩種現實性選項，而“對美方之側翼角色”在中美兩強對峙的情況下如前所述，其理論上之受益即所謂安全與影響的獲得，不具備現實約束所決定的變現可能，反而可能是兩者的“全輸”。不但存在被利用、被犧牲、被交易，乃至被出賣之風險，亦可能迫使大陸在時間壓力下提前攤牌，這也就是馬英九先生所言之戰爭與和平選擇的現實機理所在。而對於賴清德的所謂民主與專制的選擇，大言所謂“香港化”，一來其有意扭曲了兩岸統一前景的目標狀態，也扭曲了香港“一國兩制”的本然面貌；二來，台灣的統一進程邏輯上於戰略三角之角色演進上，是遵循“對美方之側翼－兼顧大陸的避險夥伴－樞紐－兼顧美國的避險夥伴－對大陸之側翼”的角色提升演化的。台灣對統一議程的深度參與邏輯上衹存在於後三種角色身份中，此次2024之選擇無涉於這幾種角色可能。而經過上述“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闡釋，則台灣此次2024選舉之主題可得澄清。
三、選項的特殊性：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
審視藍綠雙方提供的選項方案，當下最突出的兩岸路綫論述分別在於藍營的“一國兩區”與綠營的“互不隸屬”；顯然綠營的論述為“違憲表達”，而藍營的論述遵循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可以發現，兩岸關係沒有如此複雜而不可抗，衹是民進黨當局願不願意“行憲、尊憲”的問題。“毀憲”與“行憲”的矛盾，事實構成台灣內部兩岸路綫的主要矛盾；民進黨一意“毀憲”，無論或明或暗，造致的是台灣內部的撕裂與兩岸關係的崩解；兩岸關係春暖花開，台灣真正民主鞏固，亦取決於此“中華民國執政黨”能否“行憲、尊憲、護憲”；可以說衹要台灣守住其憲制規定的立場，作出符合其憲制規定的兩岸關係定位與表述，台灣即可在和平與戰爭的選項上作出正確的選擇。而倘若以此“憲法”審視統一議題，則其是載入憲制序言表述中的，譬如廈門大學劉國深教授業已指出，兩岸領土和主權至今並未分隔，一個中國是現狀。這個意義上的兩岸統一實際上是維護存量的問題；而兩岸統一也存在增量問題，即結束政權對抗和政治對立，重建兩岸共同政治秩序的問題。按照“一國兩制”精神，台灣地區現有存量將基本上得到保留，至於增量部分也將與台灣各界協商。
進而引申考察藍綠各自選項的特殊性：為何民進黨方面一意“違憲”，又為何明知大陸方面拒絕對所謂“中華民國”符號及其憲法作法理承認而國民黨堅持引申入兩岸關係論述，這兩點構成了審視藍綠選項之特殊性的問題意識，後文引入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之兩岸關係獨有結構，以名實策略為解釋中介而加以詮釋。
張啓雄教授在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上引入了名分秩序論的研究途徑，認為對峙於台海兩岸的台灣與大陸，存在有共同文化價值或國家（天下）理論，用以規範兩岸關係與權力運作，而兩岸雙方的公權力運作，即遵從名分秩序論的價值邏輯之下。所謂因名定分、依分求序以及循序運作的國家整合機制，則構成名分秩序論的核心。
如兩岸的政治糾葛之歷史緣由，在名分秩序論的視域下，即當兩岸發生激烈的五倫關係之爭、名分秩序之爭、正統之爭，甚至奉正朔之爭或另起爐竈之爭時，最後勢必走向屈服對方、假藉爭天下的手段，完成國家大一統的終極目標，此即出現大陸的統一問題；而因為五倫關係之爭與名分秩序之爭的失利，某一方即因國家認同改變、意識形態差異而企圖改變游戲規則，或圖謀另起爐竈時，此即出現台灣的“獨立”問題；而此邏輯亦見之台北參與IOC、ADB、WTO、APEC、WHO等國際組織的實務上，與北京發生的名分之爭關係，此即台北方面的“國際空間問題”。
總之應讓東方之事，回歸東方之理，用以詮釋東方之國際秩序，避免西洋價值中心主義；無論承認與否，兩岸共享了名分秩序論的價值紐帶，而其名實關係的對待與講求邏輯，業已浸入兩岸公權力運作的價值機理之中。名分秩序論在生存競爭之下，共享這一文化紐帶中之國家的生存之道，在於名實合一：其中，名實論講求名實合一；退而求其次，則強調捨名求實；其他，皆為末流。而名實策略即著眼於名實合一，要麼因名責實，要麼以實定名實現名與實最終的一致。
倘若進一步考究因名責實與以實定名兩種名實策略，雖然二者均著眼於名實合一，但各自對於名與實的目的與手段之界定不同：因名責實以名為手段求得實的責成，實是目的；而以實定名是以實為憑藉求得名賦予，後者構成目的。可以說，以實定名是具備一定基礎之上的精益，是力求鼎盛的持盈之道；而因名責實則是不具備一定實力基礎的勠力，是謀求安全的存亡之道。顯而易見的是，因名責實的存亡之道適用於小權力實體，而以實定名則是大國的錦上添花。
由此審視民進黨政府的“互不隸屬”說，作為一種政治論述之名；即依據小權力實體因名責實的存亡之道邏輯，以求憑“互不隸屬”之名責成“互不隸屬”之實，告慰持這一理念的台灣選民以謀求選票利益；而台灣“法理獨立”則構成這一理念之台灣選民的名實合一目標，民進黨政府的名實邏輯即在於此。為此而“中華民國總統”則背棄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國兩區”論述。所謂因名責實的名實策略著眼於名實合一，且以名為手段力求得實的責成，乍看是符合名分秩序論邏輯的，但如果深究台灣所處的獨特環境，則見之其謬用。因名責實與以實定名兩種名實策略，其成功貫徹在於或名可以導出實，或實可以導出名，二者是同質化、可通約的，即不存在其他轉換中介。
但兩岸目前處於法理與事實上的內戰關係結構，所謂內戰關係結構，如大陸林岡教授指出，即兩岸互不否認（或互相承認）對方對其所實際管轄領域的統治權，但互不承認（或互相否認）對方對國家主權（不管是全部還是部分領域）的（代表）主張，也就是雙方處於部分的“交戰”狀態；兩岸之間的內戰尚未正式結束，在政治敵對結構下許多事情是沒有道理可講，而兩岸之間很多學理上無法邏輯自洽的問題，可以引入用“內戰關係結構”去解釋。則此結構對於台灣的名實策略影響，即存在大陸一造作為轉換中介，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轉換中介，這對於台灣的名實策略實際上是影響甚大的：作為名的A論述，經大陸的否定，往往達成的實之非A事實；源於內戰關係結構造成的大陸之否定轉換中介。這構成台灣之名實策略的有趣圖景。如國民黨之論述“一國兩區”：依據“憲法”，兩岸有所隸屬，隸屬於“中華民國”；大陸即作否定性回應，依據憲法，兩岸有所隸屬，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最終的實即為“尚未統一之互不隸屬”。由此，國民黨的論述即如劉國深教授之球體理論所言，由於保留了“中華民國”符號對於兩岸法理歸屬的主張訴求，即兩個“政權球面”均訴求立基於同一球體，則雖然各自功能大小懸殊和相互區隔，且不具相互承認的“憲法”保持其穩定性，但由於兩岸雙方都有意確保“國家球體”的球體本身的完整性不受損害，使得“中國國家球體”這種暫時性的“雙色地表”區隔共存狀態得以存續，台灣之“政權球面”反得生機。而民進黨政府則謬用了名實策略：其“兩岸互不隸屬”之名，或經武力統一之否定轉換，數年之後終呈現實之兩岸有所隸屬，且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類比於當台灣地區的“政權球面”不再訴求與大陸立基於同一球體時，大陸之“政權球面”即會單方面填充此一缺閾，則台灣的“政權球面”反而會無立基之本。欲求主體性而終將喪失主體性，轉求共生性反而主體性得保全，即是對藍綠各自之特殊性選項的詮釋。
綜上所述，本文圍繞2024年台灣大選這一關乎重大選擇之政治周期節點，從選擇背景、選擇主題以及藍綠各自選項的特殊性加以分析，於選擇的背景上引入地緣戰略斷層綫與政治生命周期綫兩個理論，闡釋為什麼要慎重而選，於選擇的主題上引入“問題－主體－方法－效用”的四段論，叙述所慎重選擇的是什麼，最後依托名分秩序結構與內戰關係結構，審視藍綠雙方所提供選項之特殊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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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