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由於西方制度失能、失靈，導致內部的巨大問題無法解決，比如貧富差距擴大、去工業化、中產階級萎縮、種族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反對全球化的浪潮。英國脫歐、特朗普勝選等反全球化的極右民粹主義政府紛紛上台就是典型例子。
二是地緣政治博弈。
一方面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和平發展，從特朗普開始打貿易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對中國又發動更大規模的科技戰，事實上進行脫鈎、斷鏈。另一方面美國和歐洲長期對俄羅斯進行戰略擠壓，結果導致了俄烏衝突。對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產生很大負面影響，也大幅提升了全球能源和糧食風險。
中國的應對則非常有針對性。
第一，中國不僅聯合支持全球化的各個國家，包括歐洲大國法國和德國，還成立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也成為抵禦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積極採取措施確保亞洲的和平，避免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導致衝突，並力所能及地推動全球和平。
具體來說，亞洲的安全形勢其實比歐洲更複雜，風險更高。像朝鮮半島、印度和巴基斯坦，中亞極端恐怖勢力。西方多年來都預測亞洲會爆發危機，但結果卻是歐洲爆發了。原因就在於中國劃了一個外交紅線：即有矛盾可以爭論談判，但不能生戰生亂。為此中國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們不妨設想，假如亞洲是第二個歐洲，十年間發生兩次衝突，全球化會是什麼局面？毫無疑問，在新興國家看來，中美戰略博弈實質也是互利多贏與贏者通吃兩大模式的對決。它們以選擇加入的實際行動為兩種模式投了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