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電／人口問題是國之大者，關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局。“一個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在當前的中國人口發展格局中，以人口高頻率、大規模流動為標誌的“遷徙中國”形態已是最為重要的特點之一。準確把握人口流動治理體系的發展脈絡，明晰當前治理體系在人口流動問題上存在的利弊，對於後續深化人口流動領域的關鍵性改革，進而優化國家治理體系和釋放改革紅利都有著重大意義。
規模巨大的流動人口成為城鎮人口主體構成
人口流動一直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主要動力之一，“遷徙中國”形態同時也意味著“城鎮中國”的形態。2020年，在3.76億流動人口中，流向城鎮的人口規模為3.3億人，占比高達近88.1%。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進入城鎮帶來的最直觀感受就是城鎮地區的流動人口能見度越來越高。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在我國城鎮人口中，流動人口能見度已經達到了36.8%，相較於2010年的28.0%上升了8.8個百分點。流動人口能見度的普遍提高，特別是城鎮地區的較大幅度上升，充分說明了流動人口已經開始成為城鎮地區人口的主要構成之一。同時，鎮的流動人口能見度上升也反映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人口就近流動到距離戶籍地較近的鎮上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實現途徑之一，這也需要我們在關注城市流動人口的同時，充分認識到縣域、小鎮也是流動人口的重要活動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還是發展基礎相對比較薄弱的西部省份，流動人口在城鎮地區均呈現出較高的能見度，這種兩邊高的現象既印證了人口流動受經濟發展影響而呈現出的空間聚集性，同時也說明，在城鎮化相對落後的地區，人口流動可以作為城鎮化水平後來居上的關鍵力量。
目前城鎮地區流動人口能見度不斷提高，甚至在部分地區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過半城鎮人口是流動人口的情況，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大量居於城鎮的人口雖完成了空間上的變化，但是仍然沒有完成戶籍身份上的轉換。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在現今情況下，當流動人口成為城鎮人口的主體，就必然意味各級政府在進行具體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建設時，需要從基於戶籍人口的考量迅速轉變到基於包含流動人口的常住人口上來，這樣才能真正使得城鎮中的人口獲得普惠的社會保障、平等的就業機會，最終讓更多的人民群眾享有更高品質的城市生活。
流動人口升級轉型，人口質量紅利顯現
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占比在2010—2015年期間皆出現下降，特別是在2022年，我國出現人口負增長，人口數量紅利式微乃至逐漸消失已是既定的趨勢，如何挖掘人口質量紅利成為各界更為關注的議題。
當前，我國流動人口在受教育情況以及就業狀況上呈現出明顯的升級轉型特徵，成為釋放我國人口質量紅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從受教育情況來看，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3年，相較於改革開放初期的5.6年有了長足的進步。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升級也體現在流動人口的就業轉變上。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流動人口的就業實現了從生產到服務的轉變。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流動人口中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占比達到了41.9%，是所有職業類型中占比最高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就業層次也在不斷提升，2010—2020年間，流動人口中專業技術人員的占比從8.2%上升到了13.3%，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也從5.5%上升到了8.2%。流動人口自身教育和就業情況的變化，充分反映出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源禀賦正在不斷提升，這也意味著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不只是過去數量視角下的勞動力，而已經成為流動的人才儲蓄池。
流動人口自身完成人力資源禀賦的升級轉型，必然也意味著對生活、工作品質有更高的要求，而不僅僅限於勞動報酬提高。因而，若要充分激發流動人口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必然要求持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流動人口能夠在市場充分就業、合理就業，能夠順利在城市落戶和定居。衹有流動人口的安居、樂業，才能最終將蘊於其中的人口質量紅利釋放，形成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的持續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