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作者還總結出日本海外港口開發的模式：“國家主導、官民一體、戰略推進、內外統籌、全程參與、全鏈（港航產業鏈）捆綁、身份建構、差異競爭”，進而較好地揭示了，日本海外港口開發戰略一直由國家推動進行，一直是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相配合的產物。對比日本長期戰略實踐便可發現，由國家倡導、以企業為主體的“海絲”港口合作並非“獨此一家”，更不是所謂“不當競爭”，官民配合相對緊密是東亞國家不同於西方的傳統路徑，僅此而已。
書中分析了海外港口開發之於日本的戰略價值，其觀點具有系統性和創新性，同時對於超大規模的濱海外向型經濟體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作為供需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體日本，戰後經濟復甦、繁榮離不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發展外貿離不開港口的基礎支撐。在這個語境下，港口不僅指本國港口，還包括海運航線另一端位於對象國的港口。源於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發展需要和資源能源高度依賴海運進口的經濟安全需要，日本推進海外港口開發具有必然性。日本海外港口開發始於對印度鐵礦石港，與之幾乎同時，在東南亞國家的港口合作最為密集。日本海外港口戰略布局之處，或為資源能源貿易提供物流便利；或臨港建設產業園區，將對象國納入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產業鏈（日本與對象國的中間品貿易額因應大幅提升），乃至將現地生產的產品在現地直接銷售。
除了國家經濟戰略考量外，作者還分析了港口作為一種特殊的外交資源，在日本對外戰略推進中所發揮的作用。從國際政治層面看，日本對印度港口項目合作的契機是美國所推動的“科倫坡計劃”。當時美國希望拉日本加入“科倫坡計劃”，來對衝英國等老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而戰後的日本經濟剛有起色，也希望通過此類國際合作來彰顯自身國家實力和樂於為國際做貢獻的國家身份。美日雙方由此一拍即合。同理，日本對東南亞國家開展的港口合作是戰後“賠償外交”及之後“援助外交”的重要組成，同樣具有“優質外交資源”的戰略意涵，在日本打開對東南亞外交局面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今仍然是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的重要議題。可見，港口作為一種外交資源，能夠深化與對象國的關係，強化對對象國的影響，也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戰略實踐。
再重新審視當下大國博弈加劇的局面，便不難理解美國為何要瘋狂打壓中國“海絲”港口合作，日本為何對美輸誠、積極配合美國對華的打壓。“海洋國家”日本的海外港口開發戰略發揮了維護海運通道安全和資源能源安全、促進國際產業布局、拓展海外市場、強化地緣政治影響等多重作用，而港口所具備的上述作用和戰略價值，其實對於任何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繫的超大規模外向型經濟體來講，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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