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不必把鐘芳蓉的“價值”賦予得過於突出，刻意讓她的故事和普通人的理性決策充滿張力，非要分出個對錯高低來。人們得承認，鐘芳蓉因為太過出色——高考全省第四、被北京大學錄取，已經讓她的故事部分喪失了普適性。
人們可以欣賞她，但如果把她的人生軌跡視為可以大規模復制的樣本，並作為一個對眾多平凡考生的評價標準，這恐怕是一種誤讀，也是一種捧殺。讓鐘芳蓉沒有壓力地做自己，從容地選擇人生志向，這對鐘芳蓉來說可能更合適，也應該是人們對鐘芳蓉的態度，更是對所有年輕人的態度。
另外，輿論對鐘芳蓉不吝讚美，也可能會模糊一些社會改進的方向。比如對鐘芳蓉選擇考古，輿論場上不免有一種“稱讚義士”的悲壯感，似乎這種不慕榮利才是最經典也最正確的敘事。但在此前的社會共識裡，改善考古從業者的待遇才是共識。
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其中就明確提到“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完善財政支持政策”“推動文博單位建立體現創新要素價值的收益分配機制”。可見，一個更理想的方向，恰恰是讓選擇考古不那麼突出，也不必顯得那麼難得、要下多大的決心，而是成為輕鬆自然的決定。
所以，對鐘芳蓉當然應當鼓勵，但人們也不必捧殺，將她變成一個叠加諸多價值寄托的符號。更深一層想，專業其實都是平等的，如果因為選擇了冷門專業而被賦予了更加“高尚”的意涵，這倒很值得反思：這是試圖用讚美去代償一些東西，這恰恰提示著人們應當做點改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