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央應牢牢把握意識形態主導權，堅守“一國”底線。以國情教育為支撐，定期舉辦法治教育活動，培育香港青年國家認同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以“中國元素”為基點，切實貫徹國旗法、國徽法和國歌法，培植香港青年愛國情懷和身份歸屬感；以交互游學為契機，搭建兩地教育交流合作長效機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體理性認知。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需積極配合中央，發揮“兩制”優勢。以語言為橋，回應國家憲法第19條第5款規定，大力推廣、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創造良好語言環境；以教材為綱，統一“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等基礎教材，健全教材評審制度，嚴格監督教育教學內容；以師資為本，貫徹以“愛國愛港”為聘用條件的師資素養考核要求，加強師風師德等倫理操守建設。因此，國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層面發揮對國家認同的積極推動者和倡導者作用，又在政治認同層面扮演適度引導者和協調者角色。
3. 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
香港本土意識歷經“文化認同-經濟社會認同-政治認同”的邏輯演變序列。粵港澳大灣區府際合作在“一國”框架內將“兩制”地方行政區域有機結合，形成“區域性發展共同體”，提供“兩制”向“一國”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為香港與內地強有力的情感紐帶。過去偏重強調“兩制差異”，即香港憑藉其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地位，在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領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對內地萌生自我優越感和“港人優先”等區隔思維。加之港人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利益伴隨上海等城市的同質化競爭和世界經濟下行壓力未能有效轉化為民眾利益，導致“一國紅利”未能對衝“兩制差異”，甚至進一步凸顯制度矛盾。作為融合發展的國家戰略框架，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重要連接點作用，打破兩制僵化阻隔思維，激發融合併進“一國紅利”，促動中西全球化體系良性互動，勢在必行。
鑒於此，對內應發揮“一國紅利”，降低“兩制差異”造成的制度運行成本，對外應利用“兩制差異”，為各類行為體提供多種制度接口。具體而言，對內在空間、權力和話語層面進行“尺度調試”。如發揮“橫琴方案”與“前海方案”區域新空間的引擎作用，與香港“北部都會區”相向而行，重構區域地理空間，深化互動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異技術壁壘，解決“管治割據”和“法律專業壟斷”問題，構建有機統一的憲制秩序整體；以經濟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區域共贏話語，以頂層設計和官方發言強化國家話語，推動地方話語區域化和區域話語國家化。對外促動香港與英美國家、澳門與歐陸國家、廣東與內陸地區的互惠銜接，促動“一國兩制”接軌全球化維度和命運共同體架構，探索“升級版一國兩制”創新實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