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身份偏差：香港社會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歸既開闢了香港歷史新紀元，又賦予香港社會全新的政治身份和憲政體制。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貫徹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則，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舊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義色彩。香港居民不僅可以輕易從表層制度上區分所謂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而且在認知層面依舊被“後殖民”心理架構所裹挾，甚至出現扭曲的“戀殖情結”。加之香港缺乏內生性文化資源支撐，依賴外生性文化資源挪用，導致自身歸屬“本土性”的自主建構能力不足，無力扭轉殖民者英國、“他者”中國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體間對話的強弱格局，最終導向香港社會形成以“偽主體”意識為特徵的身份偏差，削弱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書寫”困境。因此，“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治理本質是針對港英政府殖民統治的“去殖民化”，具備香港社會“轉型正義”的性質。
“一國兩制”一度面臨以國民教育推廣失敗為顯象的國家身份認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為例，一方面，“黃絲”教師群體宣揚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優於華夏文明的“文明等級論”，甚至煽動青年參與非法“佔中”“旺角暴亂”以及“修例風波”等政治激進行動〔13〕；另一方面，培養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長的優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國家公民”，認為“繁體字為正統文字”，藉此建立“愛國”“民主”對壘，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離於祖國和前宗主國之間，與“一國兩制”處於精神對峙狀態〔14〕。
3. 話語分離：香港輿論場的特殊性
“一國兩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國家主權憲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區域”的邏輯起點，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香港、澳門圍繞“一國兩制”的輿論場在地方制度空間、經濟發展結構、社會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進程等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在地方制度層面，港、澳曾分別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領澳門的漸進過程經歷入據、“租居”、侵占和擴張四個階段，橫跨300年之久〔15〕，占領澳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擴大海關權、徵收苛捐雜稅和從事鴉片貿易來收斂錢財，這與港英時期改組法制系統、重整教育制度、劃分階層等級等意識形態經營模式迥異。在經濟結構層面，香港始終是中國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產業為主要經濟動力，英資集團和外資企業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門作為博彩旅遊、葡語國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陸遊客消費，大部分產業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愛國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層面，“港獨”勢力依附於英國文化殖民的教育體系和抵抗內地的“夾縫謀利論”〔17〕國族鏡像，澳門的愛國社團“則積極舉辦社會文化活動，不斷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