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質疑案件反映法例的紅線模糊，對傳媒工作者帶來所謂的“寒蟬效應”，這是危言聳聽。事實上，法例清楚訂明豁免條款，任何人指出現有制度、憲制秩序，或政府施政的問題，其目的乃是加以完善，或勸說他人以合法手段改變中央或特區政府依法制定的事項，或指出特區不同階層居民間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憎恨或敵意，並以消除那些敵意為目的，其作為、文字或刊物便不被視為煽動性。
至於有境外勢力以案件在沒陪審團下審訊，污蔑香港不再奉行普通法，更是指鹿為馬。事實上，普通法與大陸法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奉行遵從先例原則，過往的判詞將構成案例法，對未來的判決具法律約束力，本案判詞亦有引用過往案例，並嚴格遵守舉證責任在控方及疑罪從無的法律原則，足見香港仍堅守普通法制度。另一方面，不論英國還是香港，都不是所有刑事案件設有陪審團。
至於香港的法院，衹有高等法院設有陪審團，意味著跟危害國安無關的一般刑事案件，亦有機會在其初審或上訴不設上訴庭。至於涉及危害國家的案例，部分奉行普通法的國家，如英國、澳洲、新西蘭等，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或者嚴重案件時，亦不設陪審團。若刑事案件不設陪審團，便是所謂不奉行普通法，英國豈不是廢棄普通法制度良久乎？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彭定康欲借“立場新聞”案，慫使其國家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這不但是違反國際法的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更是意圖向特區官員施壓，誘使對方向法庭進行政治干預，涉嫌妨礙香港司法公正。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彭定康不過是妄圖透過歪曲新聞自由的定義，借機干涉香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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