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灣人”成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認同
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二十多年（1992-2024.6）的民調資料顯示，在社會認同方面，“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已成為主流民意。隨著兩岸實力及各方面差距的不斷擴大，島內民衆對其“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會愈發強烈。有台灣學者指出，當台灣民衆越認識自己，越清楚兩岸的差異時，“自然主體意識和自我認同會更強”。⑫這種認知趨勢的變化為“台獨”政黨操縱民意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賴清德在回應大陸發布刑事懲“獨”《意見》時曾聲稱，“在大陸眼中台灣衹有統一促進黨不是‘台獨’”“最重判死刑，台灣九成民衆恐受波及”。⑬這種思維背後的邏輯是要將“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關聯起來。
然而，“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真的可以劃等號嗎？雖然民進黨當局正通過多元手段促成這種對等認知的形成，但是台灣社會對其“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似乎更偏向於一種避亂求安的保守性選擇。有大陸學者研究發現，“太陽花學運”以來，兩岸在社會層面越交流越認識，政治層面的分殊化反而更嚴重，台灣對大陸認知出現群際偏見。台灣群際偏見可歸因為：習慣自我歸類，并強化界限；自我歸類之後形成封閉的內群網絡；島內社會輿論對大陸形象的消極聚焦。因此，兩岸越交流越認識的群際接觸，反而更傾向尋求清晰的群際邊界，產生更多的消極態度，減少群際信任。⑭可見台灣民衆最初減少群際信任是受島內政治環境氛圍影響。不過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明顯下沉，台海安全局勢幾經動蕩，台灣社會對戰爭的恐慌感加重。此時，台灣民衆認同台灣，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開始轉變為是在自己構建的社群中獲得心理安定而非決意對抗大陸。外部環境越不穩定，這種群體認同度越高。這時再觀察台民衆對民進黨大肆鼓吹“台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台灣民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賴清德將九成民衆劃歸到“台獨”的行列時的不同反應：他們欣然接受了“台灣人”的身份設定，但非常強烈地反對“被台獨”⑮的劃分。這其實也反映出他們對自己“台灣人”的群際設定并不等同於承認自己是“台獨”的認同態度傾向。
不過，即便“認同台灣”與“認同台灣獨立”的本質并不相同，也不能忽視島內外對兩個概念的對等思維塑造。“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與“本土主義”(nativism)并不會隨經濟發展而煙消雲散⑯，單純依靠經濟融合改變政治認同極具挑戰。民進黨運用“本土牌”不僅奪得執政權，也建立了“台灣優先”的意識形態霸權，并逐步建構出“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手法還會推陳出新，持續發酵。政治世代的交替，族群融合通婚的深化，也未必能完全消彌這種對等再次被利用後的影響。“本土優先”論的頑強韌性已蟄伏在台灣民衆深層的政治意識中，衹要外在條件成熟，就可能被有野心的政客隨時激發利用。
（四）“選人不選黨”的個體投票心理定式成為主流
在台灣，民主政治即為民意政治。現今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競爭的態度與投票心理發生了明顯變化，從“認黨不認人”轉向“認人不認黨”。態度和投票行為理論認為，通過研究選民的態度就可以預測投票結果。在傳統意義上，有政黨傾向的選民會透過政黨標簽帶來的捷思(heuristic)來支持同黨參選人⑰，長期以來，政黨認同在台灣同樣被視為影響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如過去國民黨的“鐵票”很多。這種選票是“認黨不認人”⑱。然而，近些年來，台灣選民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越來越高，其投票行為也越來越不受政黨動員所左右，再加上政黨惡鬥的形象深植人心，選民在投票時強調“選人不選黨”的態度取向日益突顯。
“選人不選黨”的投票心理隨即培育出台灣選民的形象投票習性。選民的形象投票是一種普遍化的客觀選舉模式。選民在選擇候選人時，并非真正認識“候選人是什麼樣的人”，而是透過大衆媒介或人際傳說，認為“候選人像什麼樣的人”。這種加入了濃厚的“傳播活動”取向，可界定為“形象取向”。選民所評價僅是經由傳播活動所描述的某些外表，加上自身對這些外表的期待、支持、或偏愛，綜合產生的候選人“形象”。如202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對選前爆出的政黨頻頻打人格抹黑的負面選戰，包括戲稱“賴皮寮”“侯租公”和“炒地P”的候選人房地產爭議，已經影響到部分選民的投票選擇。⑲
形象投票催生非典型政治人物力量崛起。從2022年的“九合一”選戰開始，在民衆投票的關注點排序中，首先聚焦的是候選人個人聲量，其次才是政見議題。以國民黨和民衆黨為例。雖然民衆對國民黨貪腐老舊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并不影響一些國民黨優秀的地方候選人如侯友宜、盧秀燕等中生代的崛起，他們的影響力逐漸超過國民黨黨中央，成為國民黨內具有高人氣的“非典型候選人”。這些“非典型候選人”因關注己身與民衆的關係連結，著重於突出民生議題，并盡可能地減少倚靠黨內大佬助力站台宣傳帶來黨派形象與個人形象的負面聯動反應。台灣民衆黨主席柯文哲個人色彩也十分突出，他擅長“標新立異”吸引民衆，如容許雙重黨籍、不收任何費用，自詡是中道且具備多元自由的“民主”色彩。這種理念觀點備受青年世代關注，民衆黨至今在臉書上也有近7萬的支持群衆。相較於注重政治議題的傳統政黨，柯文哲則專攻民生消費議題，又與一些意圖走“中間路綫”的藍營支持者觀點相契合。媒體人黃暐瀚曾指出柯文哲可以在一年內讓台灣40歲以上族群對他的滿意度大幅增加。當然，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確實有助於增加民衆對政黨的滿意度，但也會促使台灣社會出現更為多元的議題性主流民意，為一些代表民意的小黨崛起提供空間，台灣政黨的碎片化發展態勢也將更為顯著。
三、主流民意影響下的兩岸融合路徑選擇
民意研究是一個深刻且綿長的過程，涉台民意研究更需要長期的經驗積澱并配合理論的統籌指導。黨中央對台工作中提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踐行“兩岸一家親”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綜合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趨向，可就短期的兩岸融合發展路徑提出以下思考，藉助示範區建設平台先行先試。
（一）給予個體參與融合發展的體面感
應針對有需求的特定台灣群體，給予充分的體面感，使其成為促融和的主力。如占據台灣總人口的一半有餘的勞工和“軍公教警消”群體，可謂是台灣社會的中堅力量。民進黨上台之後，一是以“不正義”為由大幅裁減台灣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并以“米蟲”公開羞辱。勞工群體的退休金也不足以支持其有尊嚴的養老。很多軍公教退休人員勞工群體都表達過若能保障其退休金待遇，恢復他們的名譽，就鼎力支持兩岸融合甚至是兩岸統一。可關注并思考如何突顯大陸在此方面的制度優勢，并優先考慮給予這部分有意願參與融合的群體充分的體面感和榮譽感。
（二）以新熱點創設融合新“鏈接”
大陸方面要緊跟時代信息熱點，創造融合新“鏈接”。在台海局勢動蕩、兩岸關係變量增多的情況下促進兩岸融合本就承擔著更大的風險挑戰。因此，創設更多元的參與渠道，使得兩岸不至於受外部環境干擾而徹底斷聯在當下尤為必要。互聯網為兩岸青年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尤其台灣青年新世代對兩岸流行文化的興趣較為濃厚。因此，可積極探索發現并利用時代信息熱點為兩岸創設融合新“鏈接”，如針對流行文化風潮、奧運宣傳設置兩岸互動專區，就台灣同胞對大陸發展疑問專設綫上解答專區，為台青暑期來陸旅游提供特定觀光券（或特色優惠券）、開放短期赴陸帶薪實習綫上申請平台等等，展現中國制度的包容性和現代性，讓台灣民衆在面對兩岸關係的相關事務上有多元的選擇，以“順心”消除“對抗”，減少台灣民衆對大陸的群際對抗效應。
（三）可獲得利益表達清晰化
以明確且可視化的融合利益為前提，吸引台胞加入兩岸融合發展大局。不斷擴大的兩岸經濟實力差距確實讓部分島內民衆摘掉了“有色眼鏡”，以客觀的心態看待大陸，并樂意分享大陸的發展。但對於大陸惠台政策的看法仍聚焦在“主要受衆為在陸台胞”，島內台胞有感度不高。若要鼓勵更多的台胞參與大陸的發展，最好能够把島內民衆真正關切的問題正面表列，以通俗化、簡潔化的方式讓他們知道兩岸融合發展是什麼，參與兩岸融合發展後，他們具體能獲得什麼利益。對此，基於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可考慮在台灣民衆關注的司法正義、錢權政治、媒體自主性、人權、養老就業、子女教育及居住保障等方面加強系統的說明和報道，以官方的聲音強有力地保障解決這些問題的可操作性。并考慮提供制度性保障，充分展現“利益可視化”、“規範有效性”，確保台胞可以通過參與兩岸融合發展大局獲得“事實平等”與“法律平等”的對待，消除台胞赴陸疑慮。
（四）從社群認同到民族認同的階段化更進
結合“台灣人”認同快速增長背後的思維邏輯，可以發現相比制度認同、政治認同，社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更容易被台灣民衆接受。因此，在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進程中，可著重突顯兩岸融合中的社群認同部署，包括兩岸醫療長照產業、社區總體營造交流合作等，推動兩岸朝向彼此生活方式與社群理念層面上的融合，減少強調兩岸社會發展及政治認同的差異化舉措。隨後，在形成了社群認同的基礎上幫助島內民衆構建從“小兩岸”到“大中華”的格局觀念。藉助官方發言、社群媒體、學術研討、經貿交往等多渠道突出在面對國際亂局、變局的風險挑戰時，中華民族所展示出的蓬勃動力，強調台灣民衆的參與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以提高台灣民衆從參與兩岸融合到助力民族振興的歷史使命感和現實責任擔當。
注釋：
①周天柱：《台灣主流民意的新變與走勢》，香港《中國評論》，2023年9月號，http://www.crntt.com/doc/63_0_106825846_1_1204143028.html
②葉世明：《台灣民意的結構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北京《台灣研究》，2006年第4期。
③陳孔立：《台灣民意的三個層次》，廈門《台灣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④唐永紅：《台灣民心民意和社會力量演變態勢與影響》，香港《中國評論》，2024年4月號，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14918_1_0604133404.html
⑤陳星：“主流民意陷阱”與台灣政治的未來，香港中評網，2024年8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69/5/0/7/106950762.html
⑥劉鶴群：《社會排除概念之本土意涵—台灣民衆焦點團體的歸納研究》，台灣《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012年第23期，第47-80頁。
⑦陳陸輝：《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台灣《選舉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9-141頁。
⑧傅正科、嚴夢思：《網絡化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社會網絡、自我傳播網絡與孤獨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⑨顧旭光、田豐：《“太陽花學運”以來港台的民粹青年運動:特點與對策》，北京《中國青年研究》， 2016年第6期。
⑩Lee Rainie，Barry Wellman.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London：The MIT Press.2012，p.177.
⑪張文雅、李凌風：《台灣青年世代政治參與研究:2008-2018》，江蘇《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9年第6期。
⑫《台灣青年如何看待兩岸關係》，香港《中國評論》，2011年6月號。
⑬《馬英九也是“台獨”分子？》，台灣《聯合報》，2024年6月30日版。
⑭唐樺：《群際接觸與偏見：交流中台灣青年的心理機制》，廈門《台灣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
⑮《島內民衆拒絕“被台獨”！賴清德騙不下去了》，北京環球網，2024年6月30日。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IPjQoISqnG
⑯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p.211.
⑰Cassino, D, Taber, C. S. and Lodge, 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007，Vol 48，NO.2，pp.205-220.
⑱葛永光：《文化多元社會中的領導》，台灣《政治科學論叢》，2007年第32期。
⑲《特稿：年輕和中間選民是台大選造王者》，新加坡聯合早報，2024年1月7日版。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07-146057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0月號，總第322期，P80-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