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由於經濟模式長期高度依賴製造業，德國對全球供應鏈依賴甚重。由於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影響，許多國家開始加快供應鏈調整，這些變化對德國深度嵌入國際產業鏈及其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構成挑戰。
德國經濟結構轉型相對遲緩，人工智能、信息與通信技術、新能源車等新興產業的研發創新相對落後，這種發展格局導致德國經濟在傳統行業遭遇負面衝擊時，難以依靠新興產業“補位”來擺脫困境。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說，美國政府出台《通脹削減法》，對可持續能源、電池等新興產業提供巨額補貼，吸引相關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美國，過去兩年中借此從德國手中“吸走”了大量投資。特斯拉公司就宣布停止在德國建設超級電池廠的項目，轉回美國投資。這對有意耕耘新興產業的德國企業構成巨大挑戰，也可能加速德國的“去工業化”進程。
“德國是製造業立國，如果去工業化持續下去，將對德國經濟長遠發展造成巨大衝擊。”鄭春榮說。
刺激措施遇瓶頸
德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困境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暫時性原因和長期性問題，想要重振活力並非易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未來五年德國經濟增長速度都將低於美、英、法等國。
德國總理朔爾茨已表示有意在明年選舉中謀求連任。但在今年6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朔爾茨所在執政黨社民黨得票率大大落後於在野的聯盟黨和選擇黨。輿論認為，對朔爾茨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表現不滿，是選民不選擇社民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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