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進程，具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
現代化在中國的艱難歷程和後發追趕型特徵。現代化起始於西方，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用機器大生產代替了手工小生產，蒸汽機代替了手推磨，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閉關鎖國的大清國被動地進入世界史。“睜眼看世界”發現西方已是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自己還處於農業社會、農業文明。於是就有了此後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變器物；學西方的“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變制度；學西方的“科學民主”，變文化。孫中山先生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並在《建國方略》等著作中，擘畫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初步藍圖。1933年《申報月刊》專門發行“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1935年還有“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的文化論爭等等。從大歷史的視角看，無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體中用”“中用西體”，所要探討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即“古今中外”，關鍵就是如何認識現代化。而之所以會有“全盤西化”的提法，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把西方化等同於現代化，陷入了“西方化＝現代化”的迷思。
現代化國家和現代化發展有“先發內生”和“後發外生”兩種類型。後發外生的現代化國家基本上都要經歷“追趕”先發內生的現代化國家的過程。就現代化走在前面而言西方是“先生”，可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先生老是侵略學生”。一代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進行各種嘗試，但都以失敗告終。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和理論建構。新中國成立之後，面對百廢待興、一窮二白的現狀，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艱巨任務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毛澤東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發出“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號召。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開始。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問題。我們黨逐步形成關於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新中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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