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涉藏問題“國際化”的對比
二戰後美國逐漸將所謂“西藏問題”打造成兼具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雙重效用的工具。⑯近年來，美國對“西藏牌”在中美關係中的籌碼持續重視。特朗普時期，簽署了《2018年對等進入西藏法案》和《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拜登政府有意將所謂“西藏問題”融入“印太戰略”，不僅在《2020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删除了美國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表述，還重視從人權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所謂“西藏問題”。2024年7月，拜登簽署所謂《促進解決藏中爭議法案》，炒作達賴集團所謂“大藏區”概念，要求美政府及“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反擊中國政府“涉藏虛假信息”等，⑰由此持續推動涉藏問題“國際化”。
台灣問題同涉藏問題“國際化”在去主權化層面頗為相似。針對台灣問題，美國製造了諸如“台海和平”“民主對抗威權”“供應鏈安全”等議題，從而為日本、菲律賓及歐洲各國介入台灣問題創設了話語空間。針對涉藏問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按照《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在“達賴轉世”問題上的表述，聲稱“美印兩國要針對‘達賴轉世’問題制定應急計劃、形成共識”，鼓動印度在“聲援達賴自主轉世”方面與美國保持同步等。⑱此外，美國還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點名尼泊爾，意圖使尼泊爾為“藏獨”分子提供容身之所和活動場域，藉宗教問題等推動印度等介入涉藏問題。
同時，美國關於台灣問題與涉藏問題“國際化”的操弄手法仍有差異，如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側重點不同，即以不同價值觀敘事為主要抓手。拜登政府極為重視價值觀外交，在涉藏問題上反復炒作所謂“人權問題”，妄圖藉此製造“輿論陷阱”和“話語怪圈”。首先，在兩國交流層面，2021年11月，拜登就曾在中美兩國首腦舉行首次視頻會晤時，提及所謂“涉藏人權問題”；其次，在系列涉藏報告中，從1994年開始，美國即通過所謂“涉華人權報告”，將西藏作為單獨一部分列出並予以“評價”；再次，“人權議題”亦為美國涉藏法案的重要借口，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由此可見，美國所謂“涉藏人權議題”已經成為其爭奪國際話語權的工具。而對台灣問題，美國重點從民主價值觀入手，利用“民主對抗威權”敘事很少談及“人權”。這樣一方面將中國大陸誣陷為“威權主義政體”，另一方面通過邀請台灣參加所謂“全球民主峰會”、在各種民主政治聯盟中引入台灣問題、在涉台議案中引入“民主對抗威權”敘事等方式將台灣打造為所謂“亞洲民主燈塔”，人為捏造兩岸的價值對立，推動台灣問題的“國際化”。綜上所述，“人權”與“民主”分別為美國推動涉藏問題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主要敘事，二者在意識形態中的側重點不盡相同。
（三）同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對比
近年來，美國借助“印太戰略”和“盟友政治”積極鼓動區域內外各國在南海頻繁挑釁中國，將雙邊或區域問題轉換為國際問題，將島嶼及海洋劃界爭端轉化為其他議題，為域外勢力介入提供借口，大幅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