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國多次聯合其盟友在南海及其周邊地區開展軍事演習或海警聯合訓練，加劇南海緊張態勢，將本不相干的部分域外國家引入南海爭端，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如2023年6月美日菲三國海警在菲附近海域舉行聯合演習，2024年6月美日菲加海軍在南海開展所謂“海上多邊合作活動”等。其次，美國不僅慫恿菲律賓濫用國際法，提起旨在侵犯中國南海主權的所謂“南海仲裁案”，還授意其與中國直接發生摩擦，如“中菲仁愛礁對峙事件”等。再次，聯合其地區盟友搞“小院高墻”式的“小多邊”聯盟體系以圍堵中國，並利用所謂“航行自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等話語，試圖將南海問題超主權化，從而裹挾域外國家介入。
此外，美國關於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操弄手法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不同的法理依據和性質。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主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為主的國際法，通過否定中國合法訴求，從而為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構築法理基礎。如美國於2022年1月發布的題為《海洋界限第150號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即以《公約》為說理依據，稱其根據國際法尤其是《公約》對中國在南海的海洋主張開展全面審查。⑲同時，美國聯合其盟友於南海開展的歷次軍演主要以《公約》第87條等規定的“航行自由”為借口，稱“（中國）的索求非法限制了《公約》所列之航行及空中飛越的權利和自由”。美國操弄台灣問題的主要依據為“一個中國政策”及相關國內法，目的在於挖空台灣問題作為中國內政的法理根基。截至目前，“一法三公報六保證”，即《與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美國對台“六項保證”，外加諸如《與台灣交往法》《2019年台灣盟友國際保護與強化倡議法案》等立法，構成了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主要依據。
四、結語
近年來，美國為維護其在印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和地緣政治利益，不惜頻繁挑戰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通過“去主權化”、“超主權化”、“他主權化”和“類主權化”的話語策略，並依照塑造競爭格局、渲染產業安全、強化認知偏見的實踐邏輯，試圖繞開一個中國原則，將台灣問題抽離出中國內政的範疇。民進黨當局也積極迎合美國關於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敘事，妄圖“倚外謀獨”。可以說，台灣問題“國際化”已成為中美涉台法理鬥爭和政策博弈的焦點。對此，中國大陸應全面評估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演進趨勢，提升法理敘事能力，引導國際社會形成關於台灣地位的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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