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法意的“雁尾”式“認知搖擺”
第一，法國主張避免捲入台海衝突
新中國成立初期，法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拒絕蔣介石政府派駐大使的懇求，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在後戴高樂時代，中法關係一直處於較為穩定的狀態。蘇聯解體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傳遞的價值觀被西方政治精英廣泛接受，在此背景下，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開始調整對華政策，不顧外長迪馬反對，效仿美國對台軍售，遭中國強烈反對，法國甚至敦促G7峰會對中國進行制裁。⑲1995年希拉克當選法國總統後，改變了“價值觀外交”，將中國作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中法關係進入“蜜月期”。2007年薩科齊當選後，雖然奉行“人權價值觀”，在西藏問題上與中國產生摩擦，但堅決反對“台獨”。馬克龍執政後，將中國視為推動歐洲“戰略自主”的工具，致力於塑造穩定的中法關係。在台灣問題上呼籲歐洲保持距離，認為歐洲的風險是“陷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反映了法國與美國之間的舊有分歧，即法國更傾向於置身於世外，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甚至不願像德國一樣策應美國。
第二，德國主張有限策應美國
在台灣問題上，中德兩國曾出現過“蜜月期”。上世紀90年代，中國堅定支持兩德統一，施羅德等老一輩德國政治家曾對中國抱有感激之情，在對台問題上態度積極。2005年6月22日，德國前總理科爾指出，德國人，尤其是他本人，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始終支持德國人民實現國家統一的願望。默克爾上台初期，曾一度在涉藏和台灣問題上打破紅線，但由於施羅德的門徒——時任外長施泰因邁爾牽制，總體上堅持對華務實合作，奉行一個中國原則。默克爾卸任後，德國國內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對台政策也出現了轉變。代表“白左”的綠黨迅速崛起，被納入聯合政府後控制了外交部，更加重視綠黨所倡導的“環保”、“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外交，並表現出明顯的“親美”傾向。⑳與美國不同，德國不希望與中國走向新冷戰，但是與美國的立場卻逐漸趨同，即不斷對華施壓，衹是不希望在軍事層面成為主要參與者，而是扮演“策應者”的角色。2023年4月，外長貝爾伯克在訪華期間明確了與馬克龍的分歧，警告中國不要軍事介入“台灣問題”，德國和G7“不會坐視”軍事升級。
第三，意大利在美歐之間搖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盟無力為各國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意大利開始積極開展對華關係，中意關係進入蓬勃發展階段。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出亞投行後，中意關係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19年，中意簽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意大利成為首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成員國。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向意大利提供了大量救援物資，進一步夯實了兩國的關係。在此期間，基於中意友好的整體基調，意大利並未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但是，在意大利的整體對外政策中，與美國的關係要優先於中國。但隨著國內外政治生態的變化，中意關係出現轉變，意大利對台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早在競選期間，梅洛尼在接受台媒專訪時聲稱，她若能領導新政府，將推動意大利和中國台灣的關係，還表示中國台灣與意大利是“戰略夥伴”，呼籲歐盟就台海問題向中國大陸施壓。當選後，梅洛尼內閣班子吸引大量對華強硬派，並任命了具有強烈反華傾向的塔加尼擔任外交部長，塔加尼曾強烈反對“一帶一路”倡議，並多次在涉台問題上發表不當言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