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19年5月蓬佩奧會見李柱銘、羅冠聰、李卓人、吳靄儀、麥燕庭等人，據羅冠聰在一本書的憶述，幾人到達大樓後，保安人員逐個核對多日前提交的護照資料，並要仔細搜身，花了半小時才可進入大樓內。進入會議室後，幾人坐在桌的一邊，蓬佩奧和幕僚坐在對面。不僅如此，2019年9月，佩洛西會見黃之鋒等人，安排和事後都類似。
顯而易見，以高調會見方式去達到支持亂港勢力的目的，是美國當局的慣常做法。但單單會見一個人，甚至要屏蔽所有其他人的見面，則是極其罕見的。若非有重要身份、重要任務、重大需要，貴為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又豈會“撥冗相見”？
事實上，回顧2019年至今，美當局“唯二”“單獨會見”過的香港人衹有2人：一個是羅冠聰，另一個就是黎智英。羅冠聰那次會面比較特殊，地點是在美國駐英大使館，時間在2020年7月21日，但美方在會後公布了一張照片。
唯獨黎智英的那次會見，除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非常簡短的幾句話外，就沒有任何消息，更無照片。直到5年後黎智英自述，外人才知道這是一次“單獨密會”。到底會上談了什麼內容要如此神秘？眾所周知，2019年7月是一道分水嶺，修例風波之所以演變成黑色暴亂，正是從7月開始。到底這次會見與其後的香港形勢有何關聯？公眾不得而知。
第二，提出“制裁”的惡劣先例。黎智英在早前的作供時曾稱，沒有在訪美其間談到“制裁”一事。但庭上的對話已經清楚地說明，有人在“單獨密會”期間“建議”美國制裁內地及香港特區官員。到底是“建議”還是“乞求”，外人不得而知，但事實卻是，當年年底，美國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作出一系列的“制裁”決定。到底兩者有無直接關連，在沒有新的證據指證下，市民同樣不得而知。
市民不得而知，是因為許多事件真相未全面公布，但作為當事人，親身經歷了許多事件，黎智英“不記得”的次數和頻率，則顯得太多、太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