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規範性同構：清朝康熙統一台灣
規範性同構作為在共同認知（合理性）形成的合法性的基礎上，合理或合法性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規則的同構。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從元朝開始，中國歷代政府就先後在台灣設立行政機構，對台灣進行有效管轄。雖然台灣曾被荷蘭占據38年，但在1661年被鄭成功收復。鄭成功去世之後，其後代卻據島與清廷對抗，企圖謀求“與朝鮮同樣的地位”來達到反對國家統一的目的，清政府從反分裂的合法性、以民心為重的合理性以及以民生為念發展台灣經濟，最終實現了對台灣的規範性同構。
首先，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都應受到嚴厲打擊，為清朝規範性同構台灣提供合法性。鄭成功以明朝名義收復台灣，讓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內政。1659年鄭成功瞭解到荷蘭殖民者對台灣的苛政暴行後決心收復祖國領土〔20〕，收復台灣後鄭成功仿照明朝舊制制定法律設官分職〔21〕，并招徠大陸移民〔22〕。然而，鄭成功去世後，其子鄭經在與清政府和談過程中竟稱“台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苟能如朝鮮例則敢從議”〔23〕，鄭經的分裂之心昭然若揭。同時，鄭經與反清勢力進行勾結， 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耿精忠在福建高舉反清大旗，鄭經親率大軍加入。鄭經介入了清廷的爭端，給了清政府進行規範同構台灣的口實。
其次，清政府力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以台灣人民的民心為出發點，為統一台灣進行規範性同構提供了合理性。“民心”作為中國古代統治者最重要的因素，在歷史長河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民惟邦本”“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進也民心，退也民心”“臨患不忘國，忠也”“以百姓心為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因而民心向背成為統治者進行統治合理性的風向標。清政府在進行台灣的統一的規範性同構過程中始終以爭取台灣民心為出發點進行和談招降。從1662年（康熙元年）到1683年，康熙帝先後派遣官員與鄭氏進行了11次和談〔24〕。另外，針對鄭氏的大小官員和民衆展開了大規模的招降活動，例如保護鄭氏軍隊的家屬親族，對投誠者委以重任；制定《招撫條例十款》，以官爵資財招降；開展各類反間活動等等〔25〕，試圖通過和平手段達到統一的規範性同構目的。同時，不惜采取經濟封鎖的辦法，包括實行海禁和遷海政策來迫使鄭氏和平歸附〔26〕。
然而，鄭經在歷經參與三藩之亂的大敗之後，開始沉迷於享樂，不理朝政〔27〕。其去世後，各種奪權內亂輪番上演，導致台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清政府以台灣民心為出發點，認為一味求和行不通，沒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作為後端，無法實現和平統一，1668年福建水師施琅提出“以戰逼合”的統一主張。直到1681年，台灣遭遇3年大旱，康熙帝決定派遣施琅出師台灣并在澎湖海戰中獲勝，鄭氏在內外壓力之下選擇不戰而降，自此清朝對台灣統一的規範性同構實現。
最後，清政府統一台灣後以民生為念，大力促進經濟發展，鞏固了規範性同構。雍正帝作為康熙的繼任者，把台灣作為海疆重地要地，注重加快對台灣的開發利用，健全了台灣的行政機構。首先是放寬進入台灣家眷限制，允許在台灣有田地產業者攜妻子過台，不僅讓兩岸人民得以團聚，而且使台灣的人口增長了一倍以上。其次，鼓勵在台灣的官吏和人民開墾荒地，帶動了移民墾田的熱情。第三，支持台灣的稻米貿易，大力引進台灣的稻米，刺激了台灣的農業發展。最後，在台灣增設行政機構，尤其是對少數民族聚集地進行安撫，還有注重台灣的文化教育開設如大陸一樣的書院學堂〔28〕。如此一來，清政府對台灣的規範性同構得到了大大鞏固。
四、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啓示
（一）兩岸同源背景為同構機制的開啓提供基礎
無論是馬克斯·韋伯，亦或是後來的研究者，在提及同構時都認為主體（組織）之間逐漸趨同，但是這些主體（組織）原本處於同一話語體系之下。之於同構視角下的國家統一而言，同源背景為同構機制的開啓提供一定基礎。所謂的兩岸同源背景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歷史。
兩岸同源背景在新時代台灣問題解決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一路走來，書寫了海峽兩岸不可分割的歷史，鐫刻著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史實。”〔29〕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統一的案例中，兩個地區雖然歷經了殖民時期的分離，分別被建構成多部族多教派的兩個主權國家，但是雙方有將近900年的統一文化和歷史基礎，屬於同源背景，在兩地分別獨立之後，走向同構的統一成為順理成章。
儘管台灣曾被日本殖民，但是在台的有志之士一直進行著反抗，兩岸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時依然保持著中華命運共同體的聯繫，因此中華民族的同源背景從未斷絕。同樣，在清朝同構統一台灣的案例中，儘管台灣被荷蘭殖民者短暫占據，但是并未切斷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同源背景，尤其是在鄭成功抵達台灣時受到了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鄭氏在台灣也是一直沿用明朝的制度。而後，當康熙帝統一台灣時，一直以來都是以中央對地方的名義進行和談。正是兩岸的中華民族同源背景，讓規範性同構得以順利進行。
另外在兩個獨立國家的同構統一中，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并案例，儘管在雙方共主後仍是兩個獨立國家，但是二者的國王都屬於歐洲王室成員，共享相同的繼承文化背景。尤其是隨著後來的宗教改革，兩個國家都選擇了信奉新教。這樣的共同宗教文化認知，為蘇格蘭與英格蘭統一掃清了障礙，由此蘇格蘭和英格蘭有了同構的同源背景基礎。因而，海峽兩岸同宗同源的中華民族歷史背景，助推著兩岸的同構統一之路。
（二）差異化的同構方式是統一關鍵
在國家統一機制上，強制性同構、模仿性同構和規範性同構這三種方式交互作用，最終形成了同構結果。儘管每個國家側重的同構統一方式不同，但是促進統一是雙方的共同期盼，因而對於新時代台灣問題解決方面的啓示值得借鑒。
首先，蘇格蘭與英格蘭統一的強制性同構，揭示了面對新時代台灣問題要保持制度自信。在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英格蘭作為資本主義強國，在經濟擴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蘇格蘭卻陷入了經濟危機，選擇效仿英格蘭的經濟模式，儘管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是這個過程讓蘇格蘭改變了對英格蘭的態度，開始對英格蘭有向往之意。同時，蘇格蘭在資本擴張過程中慘敗，還有自然災害導致民不聊生，最終令蘇格蘭選擇與英格蘭進行強制性同構。因而，在台灣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一定要保持戰略定力，走自己的中國特色發展之路，台灣問題終將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得到解決。
其次，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的模仿性同構，展示了面對新時代台灣問題要堅持融合發展。桑給巴爾基於國內外的政治安全需求向坦噶尼喀求助時，坦噶尼喀給予了支持。在桑給巴爾提出援助要求并表示願意儘快討論聯合或聯邦關係問題，坦噶尼喀也是儘快響應，并主動提出聯合問題。經濟的依附是經濟結構單一的桑給巴爾選擇與坦噶尼喀實現統一的驅動，坦噶尼喀也願意給桑給巴爾提供相應的便利。因而，在台灣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尤其是在大陸經濟不斷發展，台灣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大陸市場等資源的經濟局面下，兩岸雙方一定要加強交流合作，在交流中促進融合發展，進而打破隔閡實現命運共同體的進一步塑造。
最後，清朝康熙年間統一台灣的規範性同構，昭示了面對新時代台灣問題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基礎上，不承諾放棄武力。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打擊分裂國家的行為。儘管清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一直以民心作為出發點，始終堅持以和談的和平手段作為立足點，但是當鄭氏的分裂之心昭然若揭，康熙帝毅然決定派遣主張“以戰逼合”的施琅出師台灣，最終通過局部戰爭的勝利，逼迫鄭氏不戰而降。因而，新時代台灣問題的解決，必須在反分裂的紅綫以上，面對分裂勢力以懲戒和武力進行兜底，用底綫和高綫的思維張力來解決台灣問題。
（三）統一後的協同治理促進國家穩定
國家統一的完成不意味著同構的結束，如何通過協同治理實現統一後國家內部同構進而維繫國家統一，對於同構視角下的統一國家同樣重要，因而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指國家完全統一的實現，也應包括國家完全統一後的進一步同構也就是協同治理。英國學者湯姆·林指出政府的內部協同治理是指組織內部通過文化、價值觀念、信息管理、人員培訓等進行內部合作〔30〕。也有學者提出政府協同治理是指整合相互獨立的各種組織以實現政府所追求的共同目標〔31〕。三個同構案例同樣分別啓示著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後對台灣進一步同構，進行協同治理的經驗和教訓。
首先，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強制性同構統一案例中，并沒有進行政府協同治理，導致蘇格蘭的分離之心從未斷絕，為完全統一後的政府協同治理台灣上演了反面教材。事實上，蘇格蘭與英格蘭的聯合，是政治和經濟妥協的產物，并沒有從文化和認同方面進行同構。蘇格蘭的出發點是想藉英格蘭的經濟優勢來進行殖民擴張，英格蘭則是為了分化法國與蘇格蘭的聯盟關係進而解決英法戰爭的泥淖。兩個國家同構統一之後，英格蘭并沒有對蘇格蘭進行協同治理，反而控制蘇格蘭的野心急劇膨脹，利益分配越來越不均衡，蘇格蘭的民族情緒逐漸發展起來。隨著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消亡，蘇格蘭分離之心開始蔓延，成立民族性政黨到獨立公投，乃至今日分裂行為從未停息。究其本質而言，正是聯合王國沒有繼續同構進行協同治理，導致了蘇格蘭不斷與英格蘭進行分離博弈。
其次，相對比而言，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模仿性同構統一案例中，兩個國家在合并之前，相對較強的坦噶尼喀就已經呼籲建議在充分尊重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給予新體制下的桑給巴爾以特殊制度照顧。通過《聯合法案》保留各自的總統和政府，賦予了桑給巴爾享受高度自治權，在統一後坦噶尼喀主動承擔起基本職能，桑給巴爾退居為國家重要且積極的參與者。祖國完全統一之後對台灣的協同治理的同構，中央政府早已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它不僅體現了主權與治權的辯證關係，而且實際上是在以一種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為主體的條件下，允許國家中個別地區保留歷史上形成的另外一種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另一種政治法律制度，讓不同性質的政治制度之間“和平共處”〔32〕。同時，“一國兩制”已經在香港與澳門得到了充分的實踐，無不在證明“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
最後，規範性同構的清政府統一台灣後以民生為念的協同治理，大大加強了台灣對祖國的認同和歸屬之感。清政府不僅大力發展台灣經濟支持兩岸的貿易往來，而且從人文關懷方面做到了協同治理。鼓勵在台的大陸官吏帶頭墾荒，允許兩岸人員互通團聚，安撫少數民族，還有注重文化教育等等以民生為念的協同治理，讓台灣人民對清政府的認可感大大加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我們發展兩岸關係的出發點和落腳點”〔33〕，為未來祖國的完全統一的協同治理，指明了以民生福祉為念的方向。
五、結語
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需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來把握兩岸關係大局，本文從習近平總書記的國家統一思想的 “五個共同”出發，以同構作為國家統一的分析視角，用強制性同構、模仿性同構和規範性同構的方式結合蘇格蘭與英格蘭統一、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統一以及清政府統一台灣案例，從宏觀的角度提出國家統一的機制，以及對促進新時代台灣問題解決的啓示。
通過研究發現兩岸目前處於模仿性同構的雙方融合發展交往階段，因而應當繼續以“五個共同”作為指導，保持制度自信發展自身經濟，方可為強制性同構提供可能性。面對“台獨”分裂勢力的不斷挑釁，不可放棄以懲戒和武力兜底的規範性同構，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手中。
註釋：
〔1〕〔29〕〔33〕新華時評：共同追求和平統一、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4688.htm
〔2〕〔4〕田湘波：《制度同構理論研究評述：制度變遷或組織變遷的視角》，《決策與信息》，2023年第7期。
〔3〕〔7〕〔8〕〔9〕Paul Maggio and Walter Powell(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5〕Claudio M. Radaelli, "Policy Transfer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s a Source of Legitimacy",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Vol.13(1),2000.
〔6〕Bernice Davies(2015),”Using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to creat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governance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Mutual Acceptance”, Journal of Law and Governance.
〔10〕M. Tina Dacin(1997), "Isomorphism in Context: The Power and Prescription of Institutional No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40(1).
〔11〕肯尼思·摩根 ：《牛津英國通史》， 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12〕〔14〕趙立平：《近代早期英格蘭蘇格蘭聯合問題研究——兼論不列顛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東北師範大學學位論文。
〔13〕Brenda Bradshaw(1996), The British Problem 1534—1707, MacMillan.
〔15〕Alan Smith(1997).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London.
〔16〕David C. Douglass(1953).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17〕〔19〕鄧延庭：《坦噶尼喀與桑給巴爾聯合關係研究 ——兼論坦桑聯合關係對非洲一體化的意義》，《亞非縱橫》。
〔18〕Othman, Haroub, The Union with Zanzibar, Mwalimu: The Influence of Nyrere, Britain - Tanzanian Society,1995.
〔20〕〔22〕〔25〕洪榮文：《試論清朝統一台灣的戰略啓示》，《統一戰綫學研究》，2006年第3期。
〔21〕〔27〕〔28〕宋雲高：《清初收復台灣的歷程》，《世紀行》，2002年第12期。
〔23〕江日升：《台灣外紀》，第15卷。
〔24〕〔26〕王興亞：《清朝收復台灣策略述論》，《河南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30〕Tom Ling, Delivering Joint-up Government in the UK: Dimensions, Issues and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4).
〔31〕 解亞紅：《 “協同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階段》，《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
〔32〕王邦佐、王滬寧：《從“一國兩制”看主權與治權的關係》，《政治學研究》，1985年第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2月號，總第326期，P20-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