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強調的是，“陶寺文化”並不等同於“陶寺遺址”，陶寺遺址被發掘之後，考古學家發現它周邊還有很多與其物質文化類似的其他遺址，經過考古調查，大概有近百處，主要分布於晉南地區的臨汾盆地，即峨嵋嶺以北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澮河、滏河流域。陶寺遺址是其中典型代表且發現較早，所以以“陶寺”命名這個地域的考古學文化為“陶寺文化”。自此，分布於晉南區域的這類龍山時代遺址有了統一的考古學文化稱謂。即使如此，這一考古學文化卻也存在觀點上的分歧。1990年，一些學者曾提出陶寺文化早期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而非陶寺文化的看法，可謂是基本統一認識之前的小插曲，這恰恰是研究不斷被引向深入的直接體現。
正是因為陶寺遺址所在“夏墟”的史跡和探索夏文化的預設背景，早期發掘後主流觀點認為其是夏文化遺存，1983年發掘簡報的結論就指出其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資料。同時，高煒、高天麟、張岱海撰寫《關於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一文，專門探討了陶寺遺存與夏文化，認為陶寺遺址及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遺存，但同時也不排除這裡是與夏人居處鄰近的另一個部落。這種肯定而又留出開放討論空間的認識為之後夏文化屬性的探討拉開了序幕。何建安、劉起釪、黃石林等學者認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有的學者考慮到陶寺遺存的測年數據與傳統認為的夏紀年有所抵牾，認為陶寺類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而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1985年，十分關注考古發現的先秦史研究專家李民首先挑戰了當時的主流觀點，在《堯舜時代與陶寺遺址》一文中提出了陶寺遺址與堯舜相關而與夏文化無關的看法。一石激起千層浪，陶寺一類遺存的屬性姓“夏”，還是姓“堯”，乃至“堯舜”及其他，爭論逐漸火熱起來。1987年，王文清明確指出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遺存。緊隨其後，羅新和田建文等明確指出陶寺文化屬唐堯文化。大體同時，劉緒也專文否定陶寺類型屬夏文化。還有學者如許宏與安也致持陶寺文化屬有虞氏文化遺存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高煒等專家改變原來夏文化的看法轉而主張堯文化，而2001年王克林改變原來認為龍盤與夏人有關的認識，認為陶寺文化是以陶唐氏為首的聯合有虞氏和夏後氏等氏族部落聯盟所在的文化遺存。
碩果紛呈
世紀之交的1999年，陶寺遺址重啟田野發掘工作。2000年，考古人員在陶寺遺址的北部，鑽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墻遺跡，分別編號Q1、Q2和Q3，並排除了城墻Q1和確定了城墻Q2、Q3為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質，確定了城墻Q2、Q3的年代。在遺址東部與南部，發現並確認陶寺文化中期城墻Q4、Q5與Q6。陶寺三面城墻相連而成、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大城逐步得到確認。此外，2001年還在大城以內的東北部發現有疑似墻基的夯土遺跡，即墻Q8～Q11，暗示大城內還有重要城墻類遺存。1999年至2001年，經歷三年的逐步發掘確認，陶寺發現了當時黃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積達到280多萬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漸漸露出“廬山真面目”。陶寺遺址再現大城意義重大，成為陶寺考古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使得陶寺遺址由一個重要的聚落成為一個大型城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