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島內政治文化傾向的影響
台灣“解嚴”前，美西方幾乎壟斷了所有外來文化輸入台灣的管道。美台教育交流對島內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這種影響同時經歷了從經濟到文化的過渡。從1961 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在兩岸交往隔絕期間持續近40年。從經濟上看，美國從台灣的進出口額的興衰直接影響台灣經濟的增長或衰退，台灣經濟幾乎被納入美國經濟體系中，形成台灣經濟對美的嚴重依附。1950-1960年間通過“美援”所建立的美台貿易關係和政治關係，美對台貿易的一貫優惠政策—“最惠國待遇”,使美國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對象。⑦而政治文化傾向的形成正是經歷了從經濟到教育的過渡。王梅香曾在研究中揭示美國政府通過“國家—私營網絡”（state-private network）和“在地人際網絡”（local interpersonal network）方式，將對台“文化外交”中的權力隱蔽起來。而從經濟援助到教育援助的過渡也在一定程度上隱藏了美國政府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實現從經濟依賴到文化認同的過渡。
美國對台政治文化塑造主要通過對青年群體的教育實現。“美國新聞處”主要負責培養台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等人才，為他們提供到美參訪的機會。⑧培訓中會不斷向青年知識分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科技文化的同時，傳播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的貧困落後、獨裁、衰敗等。美國對台灣青年政治文化傾向的塑造，主要以高等教育為媒介，灌輸美國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以改造台灣變得“親美”。⑨台灣是第一個與美國簽署富布萊特交流法案（Fulbright Act）的地區，中美建交後，美國轉向和台灣教育基金會合作開展教育交流，富布萊特項目於1979年更名為“學術交流基金會”，受資助對象主要面向高校。教育是影響政治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對台灣的教育援助促成了大量台灣青年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而有關台灣民衆的政治文化傾向，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大學以上學歷者，越具有民主價值取向；教育程度越低，越不具有民主價值傾向。⑩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台灣“解嚴”以來“去中國化”風氣的形成，引導民衆形成了維護台灣“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的政治文化傾向。1961年在台灣的美國新聞處還將重要的游美演講記錄成册并出版，書名為《美國印象》（American Impressions），除供應台灣市場之外，美國新聞處曾購買三千本，送至東南亞華人社區廣為流傳。⑪以此擴大美國的政治文化影響力。
（三）對民衆政治理念的塑造
既有研究多數都表明青年人的政治理念尚未定型，有學習和接受新知識的空間。⑫文化變遷理論（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也多在強調文化在代際之間存在的差異。美國長期以來在台灣社會施行的教育援助讓更多的台灣青年接受美國的高等教育，形成“親美”的政治理念，促成了他們對美國價值和體制的認同。台灣地區歷任領導人都有接受美國教育的經歷，這些具有親美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在台灣社會又以“榜樣”的存在影響著下一代台灣青年，形成台灣精英“親美”效應的代際擴散。張佑宗關於台灣社會民主價值的變遷研究發現，“隨著‘代際轉移’（generation shift）的過程，台灣民衆的民主價值會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美台教育交流使台灣青年有機會更深入學習西方民主體制，他們參與的多數活動都是經過政府策劃安排的，具有引導性。其中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及富布萊特法案（Fulbright Act）是美國在台灣推行政治影響的主要工具。這些法案的共同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台灣人民對美國文化、制度的瞭解，增進台灣人民及東南亞華人對美國“反共”政策的信心。美國還重視對台灣本省精英的培育，如史墨法案中的“領袖”和“專家”計劃就是美國政府籠絡本省籍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的重要渠道，計劃要求每十個人中要有一名本省籍。雖然數量不多，但後期在史墨法案與富布萊特法案合并之後，本省籍的親美政治精英培育仍然是美對台教育援助的重點。美國在台官員也曾指出“國際訪問者”候選人將主要以年輕人、本省人和出生於台北以外地區的人為主。⑬可見美對台教育援助在不同時期的重心調整。美國官員在1969及1970年度報告中也承認，“國際訪問者”計劃是“與本省籍領袖建立友善關係最有效而且主要的計劃”。⑭美國文化利用了兩岸隔離的環境在台灣社會施加影響，精英“親美”效應的擴散，台灣青年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天然聯繫。美台教育交流在拉動“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對立的同時，也消減了兩岸社會之間的連結。
三、從美對台教育影響看兩岸融合中的大陸台生力量
“解嚴前”美台教育交流與當前的兩岸關係所處時空和政治背景不同，但互動趨勢有相似性。台灣當局在兩蔣時期實施“戒嚴”，雖然堅持一個中國、沒有謀求“台灣獨立”意願，但“聯美反共”、圍堵和防範大陸“共產主義”對台影響的意圖，與近年來民進黨當局“聯美抗中”、防堵大陸“統戰滲透”，在戰略意圖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對台灣的影響從經濟、物質深化到精神、文化層面，而這種功能主義的途徑，也是近30多年來兩岸交流互動所經歷的過程。例如，大陸方面在2006年首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上宣布惠台政策，馬英九時期兩岸兩會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成為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平台。2017年中共中央財政部與教育部發布了《台灣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為在大陸普通高等學院和科研所就讀的台灣學生提供獎學金。2018年，大陸方面頒布的“惠台31條”中取消了台灣青年人才在大陸就業、創業、執業的門檻，享受與大陸居民同等待遇，此後大陸相關部門和各省市地區不斷優化台青台企在大陸發展興業的環境。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大陸台灣學生（簡稱大陸台生）在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大陸對台社會文化影響領域的功能。
（一）大陸台生深度參與兩岸融合發展
2012年至2022年間，內地（大陸）高校纍計招收港澳台學生7.9萬名。其中，2021學年，大陸高校共有港澳台在校生3.82萬名，相較2012年的2.53萬增長了51%。教育部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學生的規定》中，不僅要求高校堅持“保證質量、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原則，還要為港澳台畢業生做好就業指導。支持內地（大陸）與港澳台高校建立高校聯盟，開展聯合育人等合作，保證大陸台生穩定就業。截至2022年9月，教育部已先後批准內地與港澳高校共同設立本科層次及以上合作辦學項目19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合作辦學機構3個。教育部專門為港澳台學生設立了獎學金以鼓勵和支持他們在大陸的學習。針對台灣省籍少數民族學生，一些高校還可能提供特殊的優惠政策，如額外的獎學金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教育部要求大陸各高校精準瞭解每位在讀台灣學生情況，落實屬地防疫措施，組織開展綫上教學，很多高校還推出了個性化遠程活動以豐富台生學習。大陸高校與教育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台聯、台盟以及各地台辦等組織共同協作下，舉辦一系列兩岸文化交流活動使台生深度參與兩岸融合發展。2024年6月，《教育領域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若干措施的通知》印發，主要包括支持台生在閩求學發展、支持台師在閩安居樂業等6個方面20條舉措，確保了在陸台生的求職就業。在《通知》引領下，廈門大學建設了“兩岸高等教育融合發展實踐基地”。集美大學成立了兩岸美術社科研究中心，專注對兩岸美術歷史淵源和文化交流的研究。種種舉措正有效推動在陸台生深度參與兩岸融合發展。
（二）教育交流促進兩岸青年情感連結
兩岸教育交流助力打破隔閡，促進兩岸青年情感連結。十年間，教育部纍計開展對台交流項目1300餘個，兩岸1000多所高校參與，約6萬餘名台灣師生赴大陸參訪交流。各省市與教育部門協作推進兩岸高等教育交流，2015年由民革中央和吉林省台辦、吉林省教育廳及大陸部分高校共同創辦的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屆，成為兩岸大學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兩岸教育工作者、學者和師生藉此機會充分交流，增進了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思想認同和情感認同。為推進海峽兩岸高校、學者之間交流互鑒，自2005年起，廣東省教育廳委托廣東省高等教育學會，與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台灣高等教育學會合作，每年聯合在廣東、台灣兩地輪流主辦海峽兩岸（粵台）高等教育論壇，至今已成功舉辦十九屆。兩岸青年學子在交流中攜手共譜互學互鑒，增強情感連結。自2018年以來，兩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論壇已成功舉辦六屆。2024年的京台教育交流周吸引了來自台灣教育界的110餘名專家、學者、師生代表參加。2023年以來，馬英九率台灣青年學生三次參訪大陸，除返鄉祭祖、重溫歷史外，還帶領學生與大陸高校學子面對面熱烈交流，暢談學習生活和夢想追求。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在記者會上肯定了兩岸青年交流的效果與重要性，并引用了馬英九先生所言：“兩岸年輕人在年輕的時候，能够彼此交流，相互瞭解，多一分接觸，兩岸多一分情誼，友誼就越深厚。”當前民進黨當局屢次為兩岸民間交往設限，教育交流成為兩岸青年建立情感連結的重要紐帶。
（三）當前兩岸青年教育交流面臨的阻力與風險
台生赴大陸接受教育的主要阻力來自於民進黨當局“反中”立場與主張，以及美國持續以教育手段對台灣社會及青年群體的拉攏。根據美國在台協會發布的美國國務院報告，台灣自2015年至2024年，赴美留學人數逐年增長，僅在2019年至2021年因新冠疫情中斷。2023年至2024學年度赴美國大專院校就讀的台灣留學生總數，相較前一年增長6.1%，台灣已成為美國第5大外籍學生來源地。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及綠營政治人物指責大陸高校師生訪台活動為“統戰”，并用限制陸生接觸特定場景、阻撓部分行程公開進行的方式干預兩岸青年的交流。台陸委會曾對有意赴陸求學的台生作出“提醒”：“建議青年學生考慮赴陸發展前，宜多瞭解相關資訊，審慎評估風險。”除此之外，一些兩岸民間合作的交流培訓活動，以及寒假實習交流，都因為台灣官方或媒體的“質疑”被擱置，或導致已經報名的學生選擇退出。台當局還加大了“反文化統戰”力度，攻擊在台灣青年中喜聞樂見的大陸社交軟件和新媒體工具。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近期的網絡文宣中，質疑韓國瑜、傅崐萁、陳玉珍等知名泛藍政治人物都有大陸學歷背景，因而將其標簽化為“親中勢力”、“中共代理人”，以荒謬言論擾亂視聽，阻礙兩岸交流，誤導台灣民衆認知。可見，重重阻礙下，大陸對台教育交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結論
美國在台灣培養的親美精英在成為建設台灣的力量的同時，也成為了美國控制台灣的力量。兩岸政治對立在短期內不會消除，美國作為影響台海和平穩定的主要外部因素持續存在，這些都是兩岸融合發展所面臨的客觀挑戰。通過分析台灣“戒嚴”時期美國對台“文化外交”的背景、動機和影響，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在兩岸隔絕時期對台實施教育“援助”背後的政治意圖，美國政府對台教育援助對島內政治精英培養、島內政治文化傾向以及民衆政治理念塑造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史為鑒，大陸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以大陸台灣青年學生為支點，培養支持融合發展、支持國家統一以及未來有能力影響台灣政策走向和話語主導權的社會力量、政治力量，雖然目前面臨民進黨當局阻撓與外部勢力的干擾，但必須長期堅持、加大投入、不斷優化。
注釋：
①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9/d431.
②忻華:《羈絆與扶持的困境:論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的美國對台政策（1961-1968）》，復旦大學學位論文，2007年。
③牛可，美援與戰後台灣的經濟改造[J]，美國研究，2002年第3期，第66頁。
④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pp. 146-48.
⑤文馨瑩:《經濟奇跡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179-180頁。
⑥“Semi-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Taipei Desp. 438, February 2, 1954, Folder 25, Box 316, CU Papers.
⑦林長華:《戰後美台貿易關係發展趨勢分析》，《台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
⑧李立：《兩岸文化學者暢談中華傳統文化》，《兩岸關係》，2004年第3期，第58-62頁。
⑨Mary Brown Bullock, “American Exchanges with China, Revisited,” in Kallgren and Simon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pp. 23-43.
⑩張佑宗：《台灣社會民主價值的變遷》，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研究計劃第十一次研討會，https://www2.ios.sinica.edu.tw/sc/cht/files/conf11-2/J2.pdf。
⑪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2001年第31卷第1期。
⑫Seligson, Mitchell and John Booth. 1996. Election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⑬“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Y-1966,” Taipei A-316,November 2, 1966, ibid.
⑭“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8-June 30, 1969,” Taipei A-371, August 1, 1969, Folder 26, Box 316, CU Papers.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3月號，總第327期，P128-1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