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內社會經濟環境的多元導向
政黨長期執政不僅有賴於相關政治制度保障，更需要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的支持。台灣地區政治變遷也伴隨著深刻的社會文化以及經濟的變遷。在社會文化方面，隨著各種選舉活動、社會運動的泛濫，島內民衆逐漸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價值，他們不僅反對專制威權，也認同文化和價值的多元性，然而台灣的“民主”實踐在政黨惡鬥中已經異化為價值和身份的對抗。在經濟發展方面，近年來，島內經濟增長較為緩慢，島內產業結構嚴重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情況不斷加劇。無論是多元性、對抗性的“民主社會”，還是經濟發展的衰退壓力和分配不均，這些問題都會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性，對民進黨渴望的長期執政造成巨大挑戰。
第一，“民主社會”的政治文化排斥民進黨“綠色威權”統治。在“民主與專制”二元價值對立的社會文化中，當前台灣地區的“民主”與政黨長期統治的“專制”相衝突。在上個世紀台灣地區的政治轉型過程中，國民黨的民主化改革措施和“黨外運動”的刺激，促使島內民衆從臣民心態轉為參與意識，并形成積極的政治參與文化。⑨從“總統選舉”到政黨輪替，無不令島內民衆相信，台灣地區已經是一個“民主社會”。然而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以來，從蔡英文當局到現如今的賴清德當局，都是表面上打著“民主”的幌子，實際上在島內實行威權的統治手段。民進黨的“新威權主義”，已經在島內製造了無形的“綠色恐怖”。⑩蔡當局就有針對反對者進行“查水表”，以及修訂“國安法”、“反滲透法”等惡法等行徑；到賴當局更是利用惡法壓制島內統一言論，直接打壓迫害政治異己，在島內大搞“綠色威權”。當前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台灣社會中，長期執政在某種意義上會被理解為威權化表現，民進黨的“新威權”會如國民黨的“舊威權”一般，被台灣民衆推翻。
第二，藍綠對抗的政治與碎片化的社會，破壞了民進黨長期執政所需的穩定社會結構。民主社會的本質是要尋求最大多數的包容性共識，而非你死我活的激烈競爭和對抗。但在台灣的所謂“民主政治”過程中，對抗而非共識一直是其主流。從“本省人與外省人”省籍矛盾，到當前“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分歧，背後都是無法迴避的“統獨”立場，這些都是台灣社會分裂對抗的根源。林紅指出，台灣地區存在一種理念與實踐雙重對抗的政治結構，在理念上，民進黨用民主化遮掩統“獨”為核心的議題；實踐上，則是競爭性選舉制度下的兩黨對抗。⑪在“藍綠”陣營對抗的過程中，不僅兩個陣營內部持續出現所謂的“淺藍、深藍”、“淺綠、深綠”的分化，而且島內社會還不斷浮現“藍綠”之外的民意聲音。從傳統的“藍綠”陣營，到當前的“藍綠白”陣營，這種政黨格局與其說是台灣社會逐漸多元化的反映，到不如說是台灣民意不斷碎片化的結果。在對抗、極端和偏激的政治社會中，民進黨難以獲得穩定且長期的多數民意支持。
第三，經濟不斷衰退的壓力降低了民進黨執政績效，爭取民衆支持缺乏牢固的經濟基礎。西方民主社會中，經濟議題往往直接關係到選舉的成敗。在台灣地區，表面上選舉是以經濟、民生優先，但實際上是政治、安全優先。民進黨蔡英文時期（2016-2023）雖然維持了年均3%的GDP增長，但台灣產業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緩解。台灣地區獨大的ICT產業擠壓了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其他產業的發展，這直接影響到其他產業的薪資增長。2023年，台灣地區每人每月實質總薪資出現了7年來的首次負增長，而服務業實質總薪資則是早在2020年就開始下降。⑫可以預見，隨著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其他產業的持續萎縮，台灣地區經濟衰退的壓力將會與日俱增。在台灣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經濟發展能够被暫時置於次要地位，關鍵在於經濟下行的壓力并未真正威脅到大多數台灣中產階層的生存。當民進黨無力應對台灣地區經濟衰退時，經濟最終會壓倒政治，那些面臨生存危機的島內民衆會選擇重新換一個執政黨來尋求發展經濟的新機。
第四，島內年輕世代面臨“世代不平等”困境，其政治立場發生轉變。在民主選舉中，相比於政治傾向已經固化的中老年選民而言，年輕選民的政治立場并不穩定。實際上，島內年輕世代在政治傾向上是“不藍不綠”或者說是“厭藍厭綠”的，特別是那些剛剛獲得投票權的“首投族”，⑬他們更傾向於在國民黨、民進黨之外尋找第三勢力，希望藍綠之外的“時代力量”和“民衆黨”能够改變糟糕的兩黨惡性競爭政局。由於在經濟社會資源分配上處於劣勢，島內年輕世代更加關注他們當下的生存境況。年輕世代面臨著低薪、高失業率與工作貧窮等困境，讓他們對未來抱有悲觀態度，他們也因此被打上“崩世代”、“厭世代”的標簽。他們厭惡了島內民進黨和國民黨衹顧政治鬥爭、而忽視經濟發展，對兩黨深感失望。所以在2024年選舉中，許多年輕世代才會將選票投給主張優先發展經濟的民衆黨。雖然柯文哲本人因被羈押，選擇在2025年1月1日正式辭去民衆黨黨主席職位，被“小草”們寄予厚望的“柯P”政治生命就此終結，但是，那些期望台灣政局改變的年輕世代并沒有消失，他們還會尋找一個新的領袖，還會再對島內已經衰朽的權力體制發起挑戰，將無能的執政當局趕下台。
四、大小兩岸局勢的變遷與“特朗普2.0”的挑戰
台灣地區政治的特殊性在於，島內政治發展受到兩岸關係、中美關係等外部因素的持續影響。隨著海峽兩岸與中美兩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轉變，“大兩岸”與“小兩岸”關係相互影響，加劇了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當前美國進入了“特朗普2.0”時期，中美競爭的戰略相持在短期內不會結束。雖然民進黨過去利用兩岸緊張、中美對抗博取了部分島內民衆和美國的支持，但是如果因其“台獨”挑釁行徑而將兩岸置於“兵凶戰危”之中，將美國拖入為台灣開戰的可能危機之時，民進黨執政的外部支持性環境反倒可能成為制約條件。
第一，大陸堅持反“獨”促統、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民進黨當局的“台獨”行動形成高壓打擊態勢。兩岸關係的緊張與否直接關係到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島內民衆對台海安全的焦慮使他們極為重視執政當局的兩岸政策。當前“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離、要合作不要對抗”已成為島內的主流民意，而民進黨打著“抗中保台”，試圖“倚美謀獨”、“以武謀獨”的行徑違背了台灣民衆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現狀的期望。蔡英文上台後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而賴清德上台後，更是在“5·20”就職儀式以及“雙十節”前後發表挑釁言論，赤裸裸地拋出“新兩國論”，造成兩岸關係急劇惡化。
在當前兩岸關係中，大陸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牢牢地掌握著兩岸局勢的主動權。面對民進黨當局刻意破壞兩岸和平現狀，大陸積極采取反“獨”促統政策，有效地打擊了民進黨囂張的“台獨”氣焰。在經濟方面，針對民進黨當局單方面違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原則和精神、對大陸產品采取歧視性政策，商務部中止了部分產品關稅減讓；在司法方面，國家六部門聯合出台《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以及公布“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精準懲戒島內“台獨”分子；軍事方面，從2022年到2024年，大陸組織多次對台軍演（如“聯合利劍”系列軍演），開展軍機繞台、軍艦圍台等軍事行動，對島內“台獨”分子發出了最有效、也是最具威懾力的嚴正警告。面對民進黨“謀獨”、“賣台”引發的“兵凶戰危”，台灣民衆最終會清醒地認識到，民進黨當局的“台獨”行為衹會“害台”，衹可能將台灣地區推向戰爭的深淵，支持“台獨”政黨上台無異於開啓戰爭之門。
第二，中美具有管控競爭的戰略需要，美“疑賴論”限制民進黨當局突破紅綫。以進攻現實主義著稱的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認為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必然會產生競爭和衝突，這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但好在競爭的大國在努力避免戰爭。⑭當前中美競爭已經度過了初期激烈的全面對抗階段，進入戰略競爭的“相持階段”。2022至2024年，中美元首多次會晤（巴厘島會晤、舊金山會晤以及利馬會晤），兩國政府各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也進行了多輪會談，彼此就保持溝通協商、管控分歧與競爭、避免戰爭等達成共識。在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綫”。美國政府雖多次宣稱美台關係“堅如磐石”（Rock solid），但實際上美國政府內部存在一種普遍的“疑賴論”。美國既想要藉助賴牽制中國，但又擔心身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越過大陸紅綫，將美國捲入台海衝突。⑮從中美競爭的避戰共識來看，美國在未來越是加劇對華競爭強度，就越會限制島內“台獨”勢力的挑釁生事，避免台海局勢走向失控。換言之，美國對民進黨的支持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從其國家利益出發，美國并不希望民進黨執政導致“台獨”勢力成為不可控的危險因素。
第三，“特朗普化”的美國有可能對台海政策進行較大調整，或將削弱美對台支持。短期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其典型的商人特徵和交易思維將為美國對台政策帶來重大變化。相較於拜登重視台灣地區的潛在“戰略價值”，特朗普更加關注台灣地區是否有利於美國的現實利益。特朗普在2024年7月的一次訪談中曾表示，台灣不僅侵占了美國芯片產業，還沒有向美國支付防衛費。實際上，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內就有一種關於台灣地位的“筆尖論”，意思是“中國大陸是白宮的橢圓形辦公桌，而台灣僅僅是一個小小的筆尖”，⑯言外之意是台海兩岸的地位實在是無法比擬的。對於特朗普而言，通過收繳“保護費”、加快台灣先進半導體製造業轉移，掏空台灣經濟發展潛能以幫助提振美國經濟才是主要考量；當某一天，特朗普認為台灣失去了對美的價值，把台灣當作籌碼同中國大陸進行“世紀大交易”也并非不可能。⑰台灣經濟發展本就面臨嚴峻挑戰，特朗普加大“抽血”力度更是讓台灣經濟雪上加霜，前景堪憂。長期來看，“特朗普2.0”標志著美國政治進入了相對保守傾向的新周期，⑱美國國內保守勢力崛起將削弱美對台灣當局的長期穩定支持。對於政治和安全上依附於美國的台灣當局而言，隨著美國影響力的下降，不僅在國際上會面臨更加孤立的局面，而且圖謀“台獨”的種種操作也難以獲取美國的穩定支持。因此，賴清德當局在對美問題上面臨的政治困境在於，一方面，他為了獲取美國支持，必須主動配合至少無法抵抗特朗普盤剝台灣的政策；另一方面，這些“賣台”政策又必然使島內民衆產生“疑美論”、“恐美論”。或許民進黨通過“綠色恐怖”的統治能够暫時壓制島內民衆“疑美”情緒，但民衆積纍的不滿和憤怒一旦爆發，民進黨當局的威權統治將土崩瓦解。
結語
在台灣地區2024年“二合一”選舉中，民進黨打破“政黨輪替”規律再次執政，事實上并不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民進黨竟是以遠低於前兩屆的得票率贏得選舉。民進黨連續三屆執政所積纍和掌握的政治資源，不禁引起島內外對其長期執政的猜想。然而，民進黨長期以來忽視島內經濟民生，大搞“綠色威權”，并且試圖“倚美謀獨、以武謀獨”，已經嚴重透支了其民意基礎。從島內政治、社會環境來看，民進黨謀求長期執政必然面臨島內其他政黨的選舉挑戰和“否決型”體制的制衡。2024年選舉之後，面對民進黨的打壓，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失去柯文哲的民衆黨勢必抱團取暖。此外，對抗性社會造成的社會撕裂以及經濟衰退、世代不平等造成的治理壓力也不是以“謀獨”優於民生的民進黨所能解決的。從島外因素看，兩岸關係以及中美關係這兩種關鍵因素也在發生變化。在兩岸愈發緊張的態勢中，大陸不斷揭露民進黨當局“獨”心不改的本質，收緊了賴當局操弄兩岸關係的空間，讓島內民衆更清晰地認識到圖謀“台獨”的民進黨可能帶來的戰爭危機。在中美競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特朗普2.0”的到來更是讓民進黨當局在島內陷入美國方面的“疑賴論”和台灣民衆的“疑美論”的政治困境。如果說民進黨未來能否長期執政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那麼台灣最大的確定性則在於，兩岸必然統一，也必將統一。在統一的歷史確定性面前，如果民進黨不認清現實、不改變“台獨”立場，未來不僅沒有長期執政的機會，甚至會被台灣選民拋棄，因為導向統一的巨大力量一定會牽制住它。
注釋：
①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中，地區領導人票采用相對多數決，這裡的“少數票”以及下文中的“四成得票率”都是指得票率未超過50%而勝選。
②陳先才、蔡晶：《“九合一”選後民進黨派系政治最新發展》，《台灣研究集刊》2023年第1期，第73–86頁。
③張慧芝、廖達琪：《2016選舉透露出台灣政治新趨勢》，《台灣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4頁。
④林岡、周文星：《台灣地區2020年“二合一”選舉結果及其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台灣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48頁。
⑤溫天鵬、陳星：《台灣地區中小政黨發展概況及未來前景探析》，《台海研究》2022年第1期，第32–46頁。
⑥王英津，《台灣地區政治體制分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第30-33頁。
⑦蘇起：《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189頁。
⑧林中威：《民進黨極端選舉策略的新發展及其影響評估》，《台灣研究》2022年第5期，第16–28頁。
⑨李振廣：《當代台灣政治文化轉型探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219頁。
⑩王昆義：《台灣“舊威權體制”與“新威權主義”的塑造》，《中國評論》2021年第2期，第78-80頁。
⑪林紅：《民粹主義在台灣：對抗的政治與焦慮的社會》，《台灣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25頁。
⑫童振源、王國臣：《2023台灣經濟發展藍皮書：結構分析與國際比較》，台北：釀出版，2023年，第199頁。
⑬李筱哲：《台灣“首投族”的政治認知與政治參與：以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為例》，《台灣研究》2021年第1期，第94–102頁。
⑭John J.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 vol. 100(2021), PP.48-59.
⑮胡勇：《賴清德執政以來的美台關係芻議》，《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24-39頁。
⑯John Bolton,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Simon and Schuster, 2024,p.313.
⑰鍾厚濤：《安全焦慮與戰略反撲: 美國大選後台灣當局對美台關係的危機防控及其影響》，《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23頁。
⑱刁大明：《2024年大選與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美國研究》2024年第6期，第9–33,5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6月號，總第330期，P88-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