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於台灣基進黨的發展前景的阻滯來說，當時已經沒有政治公職的陳柏惟的退黨，影響更大。實際上，在政黨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上，台灣基進黨與被稱為“一人政黨”的台灣民眾黨極為相似。——後者因柯文哲的意念而成立，而且全黨的光環基本上是聚焦在黨主席柯文哲的身上；而前者的政治光環，也曾經基本上聚焦在當選“立委”並兼任基進黨發言人的陳柏惟的身上，中央黨部從黨主席到一級機構的主管，不但是出鏡率與聲量都不高，而且都是為陳柏惟一人服務，因而當時的基進黨也是以陳柏惟一人為核心的“一人政黨”。在陳柏惟退黨後，曾經風光一時的台灣基進黨就逐漸光暗環淡。
實際上，在二零二四年的“立委”選舉前，台灣基進黨雖然喊出拚“百萬票衝過百分之五”，盼獲“立委”席次，並能組成黨團，成為“大黨”。但在“區域立委”方面，推出的兩名候選人只獲得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三票，得票率僅為百分之零點二四，遠不如陳柏惟在二零二零年“立委”選舉時，“空降”到台中市第二選區挑戰國民黨在當地的“地頭蛇”顏寬恆所獲的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票；而在“不分區立委”方面，共提名七位候選人，但只獲得九萬五千零七十八票，得票率也僅為百分之零點六九，比二零二零年推出六位候選人，共獲四十四萬七千二百八十六票，得票率為百分之三點一六，下跌了二點四七個百分點。當然結果不但是全軍盡墨，而且與“百萬票，百分之五得票率”的訴求，天差地遠，據說主要是因為陳柏惟退出了台灣基進黨。現在，台灣基進黨連僅有的兩席市議員，都宣布退黨，那就極有可能是名存實亡了。
台灣基進黨的要員紛紛“跳船”，一方面是如同在“太陽花學運”中崛起的“激進台獨”政黨如“時代力量”等那樣，其主要骨幹都是一批政治投機客，追逐政治名利，哪裡對自己有利就靠掛哪裡，就像林昶佐、林飛帆、黃國昌、陳為廷、劉勁文（妖西）等人那樣；另一方面，他們並非是因為他們與黨中央的理念有差異，實際上這些人仍然死抱“台獨”的基本理念，與台灣基進黨的宗旨一致，但在實質操作層面，這些要員不滿基進黨中央“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自己代表正義、清高、有理念，而不願面對選票、社會現實、合作對象的實際情況。
實際上，台灣基進黨是一個“激進台獨”政黨，自我定位為“台獨左派剛性政黨”。原於二零一二年以“基進側翼”之名成立，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向“內政部”登記為政治團體，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以“基進黨”為名向“內政部”登記為政黨，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改用“台灣基進”現名。
“基進側翼”曾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當時任國台辦主任的張志軍到高雄參訪時，在漢神巨蛋會館外集結“抗議”，並在張志軍參訪途中設絆阻擾。也是在這一年，“基進側翼”率先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進行集結、入政，這句口號在“二零一六”的大選中，為蔡英文和民進黨所用。
“基進黨”成立後，狂熱鼓吹及積極推行台灣“正常國家化、主權自主化”與“去中國化”。作為台灣本土極端深綠的小黨，在其政論宣傳中，大部分的內容除了對國民黨的政策、政黨形象與政治人物進行抨擊外，就是渲染“恐中”與“反中”的綠色恐怖氣氛，製造“大陸威脅論、壓迫論及滲透論，積極配合民進黨的各種“去中國化”操作，包括推動“中華航空”改名事件，提出“護照國名”改台灣的決議案、堅持所謂的母語問政等等。時任台灣基進黨“立委”的陳柏惟，還曾經與民進黨“立委”尤美女一道，提交《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的法律草案，條文要求與境外勢力有代理關係，且意圖影響選舉、公投、政策行政與通訊傳播等活動者進行登記。比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提交的“國安五法”尤其是《反滲透法》法案還要早。
二零二零年發起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韓四君子”，其中的張博洋，就是台灣基進黨的新聞輿情部副主任，亦即今次宣布退出台灣基進黨的高雄市議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