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現代史上國家統一受霸權國遏制的案例分析
近現代史上，國家統一受霸權國遏制的案例屢見不鮮。有些國家面對霸權國的遏制往往通過靈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國際格局變動破局等情況精準把握時機，成功突破困境，達成統一；但也有部分國家未能有效規避霸權國遏制，導致統一進程受挫、國家發展陷入困境。
一些國家打破常規外交手段，采取靈活的外交策略，利用當時各國間的矛盾與利益關係，突破霸權國遏制，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比如，美國獨立初期面臨英國及其他歐洲列強的遏制。為此，利用歐洲列強間的矛盾，與法國簽訂《美法同盟條約》對抗英國。結果，法國在國際上為美國爭取更多的支持和認可，西班牙、荷蘭等國也相繼加入抗英陣營，為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實保障。美法同盟也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個正式國際同盟，這一“防禦性聯盟”模式為後世美國外交提供了先例。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美國奉行孤立主義，避免介入歐洲衝突，專注自身發展，在一戰初期保持中立，後期則根據自身利益選擇參戰。這些外交策略使得美國有效突破霸權國的遏制，實現了國家獨立和統一，并為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
再如，德國在二戰後分裂為東西兩部分，分別受到北約與華約控制。美國視西德為歐洲安全基石，反對西德與東德快速統一；前蘇聯視東德為華約前沿陣地，明確禁止東歐劇變；英法等歐洲強國擔憂統一後的德國主導歐陸，也持保留態度。西德總理勃蘭特通過“華沙之跪”和1972年《基礎條約》與東德建立特殊關係，為國家統一鋪墊民意與制度基礎。1989年東歐劇變後，西德總理科爾抓住蘇聯衰落的戰略窗口，與戈爾巴喬夫談判，以經濟援助換取蘇聯放棄對東德控制，并承諾統一後的德國不加入華約、不擁有核武器，消除前蘇聯安全顧慮。同時安撫西方盟友，向法國承諾加強歐共體一體化，向美國保證北約仍是德國安全基石，最終於1990年通過《2+4條約》，獲得四大占領國對統一的正式承認。1990年10月兩德正式統一，成為冷戰中唯一通過非戰爭手段突破兩大陣營遏制的案例。德國統一的外交精髓在於，利用霸權國利益變化衝突，通過“利益置換+制度綁定”實現和平統一，為分裂國家提供了時機把握與妥協藝術的參考。
一些國家善於洞察國際局勢變化，藉助國際格局變動帶來的有利時機，精準利用窗口期加速統一進程。譬如，越南在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後，分裂為南北政權，美國長期扶持南越遏制共產主義擴張。到了197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引發國內反戰浪潮，於是尼克松推行“緩和”戰略，加之水門事件導致的國內政局動蕩，被迫於1973年簽署《巴黎和平協定》撤軍。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洞察到美國“越戰越南化”政策實質是戰略收縮，就秘密儲備武器并訓練軍隊，等待美軍撤離後的行動時機；1975 年春季，趁南越軍隊軍心渙散、美國國會禁止再撥款干預之際，發動“胡志明戰役”，迅速攻克西貢（今胡志明市）。在此過程中，蘇聯默許支持，中國保持中立，美國迫於國內輿論無法重啓軍事干預。越南統一後，迅速與周邊國家建交，并通過不結盟運動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北越利用美國對於冷戰戰略的調整以及國內政治危機的雙重窗口期，在美軍撤離後兩年內完成統一，成為冷戰期間少數通過“代理人戰爭收尾+軍事突擊”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成功案例。
再如，1871年德國統一的關鍵在於精準把握國際局勢變動窗口期。19世紀中期，德意志邦聯受制於奧地利，法國也視德國統一為霸權威脅，多次阻撓普奧合并。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歐洲陷入權力真空期，英國奉行“光榮孤立”，俄國因克里米亞戰爭元氣大傷，奧地利剛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敗北，法國自身深陷第二帝國統治危機。俾斯麥巧用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通過修改埃姆斯密電激化法德矛盾，誘使法國主動宣戰。普軍速勝後迫法簽訂《法蘭克福條約》，徹底瓦解法國干預能力，并乘戰勝之勢，以武力威懾整合南德諸邦，最終在凡爾賽宮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通過精準把握法國衰落與歐洲均勢失衡的窗口期，以戰爭手段強行突破外部遏制，在列強無暇他顧時完成統一，重塑歐洲政治版圖。
不過，在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上，也有像西班牙、法國等國試圖通過遏制他國統一來維護自身霸權，最終卻陷入戰略困境，加速了自身衰落。西班牙16世紀通過殖民擴張建立起“日不落帝國”，卻因戰略失誤迅速走向衰落。其衰落始於自身畸形的經濟結構，過度依賴美洲白銀輸入，導致國內工商業嚴重萎縮。同時，為維持歐洲霸權，西班牙又實施一系列得不償失的政策：在尼德蘭地區實施宗教迫害和重稅政策，激起持續80年的獨立戰爭。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尼德蘭的盟友）擊潰，其海上霸權終結。三十年戰爭（1618-1648）成為壓垮西班牙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被迫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承認荷蘭獨立，割讓領土給法國。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結束後簽訂的《烏得勒支和約》，又使西班牙喪失直布羅陀、意大利領地以及美洲貿易壟斷權，曾經的世界霸主就此淪為歐洲二流國家，其大國地位徹底終結。
再如，19世紀中期，拿破侖三世時期的法國試圖通過遏制德國統一來保持其歐洲霸權。然而，法國的軍事冒險和外交訛詐逐漸耗盡國家資源。儘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削弱了俄國，但也暴露出法軍裝備的落後；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獲得利益，卻增加了殖民地治理成本。1859年，法國以“援助意大利統一”為由吞并薩伏伊和尼斯；1864年，遠征墨西哥，試圖建立美洲勢力範圍，并聯合其他歐洲列強反對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統一進程。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因第二帝國末期政局動蕩而陷入戰略被動，最終戰敗并割讓土地，歐洲霸權地位徹底讓位於德意志帝國。
歷史經驗表明，在戰略機遇期，實現國家統一的關鍵是果斷采取綜合策略以突破霸權國的遏制。其核心策略包括：首先，利用國際衝突構建同盟關係，如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與法國簽訂《美法同盟條約》，形成抗英統一戰綫；其次，進行利益置換與制度綁定，如東西德統一過程中對前蘇聯及西方陣營展現的精準利益交換策略，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再次，利用戰略窗口期進行軍事突破，越南統一及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就是典型例證；最後，所有案例均涉及對既有國際秩序的有限妥協以及獲得安全保障。然而，歷史上西班牙和法國等霸權國家，由於干預他國內政導致過度擴張與戰略透支，破壞了國際秩序的穩定性，最終導致兩大帝國的衰敗。
三、國家統一與全球治理的中國實踐哲學
從歷史維度看，近現代大國崛起時，都深刻認識到外部環境對統一進程的影響。因此，如何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營造有利於統一的外部環境，值得探討。從哲學上看，營造外部環境應遵循哲學原則，特別要借鑑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踐哲學。
首先，通過歷史與時代的辯證思考，塑造百年變局中的國家統一邏輯。如何分析當今國際格局，二十大報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本質上是國際體系矛盾運動的集中體現。當今全球治理的基本矛盾是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與霸權主義、零和博弈的現實衝突。作為中國核心利益，國家統一的實現過程必然與外部環境的矛盾轉化相互作用。比如，“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干涉勢力相互勾結，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現，而中國通過全球治理推動一個中國原則成為國際共識，則是利用維護主權的矛盾普遍性壓制特殊性衝突的哲學實踐。當台灣問題被置於世界百年變局中審視，如何解決成為檢驗中國全球治理能力的試金石——能否既維護主權，又避免重蹈西方霸權更迭的覆轍。同時，營造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是一個漸進過程。中國從推動“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深化合作，提出三大全球倡議，再到鞏固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本質上是通過多邊機制構建、國際影響力提升等持續的“量變”積纍，最終實現統一條件“質變”的過程。
其次，通過探究內因與外因的辯證關係，深入理解國家統一與全球治理的互構邏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與“天下觀”，構成了國家統一的哲學基礎。從“大一統”歷史實踐到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增強內部凝聚力是國家統一的關鍵，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則是內生發展邏輯的實踐延伸。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重構國際秩序的話語體系，將自身發展融入人類整體進步的叙事，既能消解“中國威脅論”的認知陷阱，也可為國家統一創造“得道多助”的國際環境。在全球治理中，中國將“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轉化為國際社會的共識，通過聯合國憲章、WTO規則等國際制度，將外部干涉勢力的“強權邏輯”置於“主權平等”的國際法約束下，削弱其干預能力。全球治理中貫徹的“義利兼顧”原則，如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可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積纍“道義資本”，當外部勢力試圖“打台灣牌”時，國際社會的制衡力量會自然形成，為統一創造有利外部條件。
第三，在外部環境塑造中，以外交實踐來詮釋“無為無不治”的危機預防智慧以及“大者宜為下”的政治倫理。道家“無為無不治”的思想并非消極放任，而是強調“制其機先”的戰略預見性。中國通過預先構建RCEP等多邊機制、提出預防性安全倡議，防範國際衝突於未然。面對台海局勢，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強化一個中國原則，提前阻斷外部勢力干涉的合法性，并且布局兩岸融合發展制度框架，將統一進程轉化為可見可感的民生紅利，踐行“治未亂”的東方智慧。同時，中國將“大者宜為下”的哲學思想轉化為“永不稱霸、謙下包容”的政治倫理。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開放型機制吸引國際合作，使小國自願參與，以“謙下”來增強國際公信力，為解決台灣問題奠定道義基礎；另一方面，中國處理對美關係時所展現的“戰略定力”，詮釋了“大國者下流”的哲學。面對美國“以台制華”圖謀，中國既堅持原則底綫，又保持外交彈性，通過“氣變對話”“禁毒合作”等領域，構建“鬥而不破”的新型大國關係，用“以退為進”的歷史智慧，為對台工作贏得戰略主動。
第四，在統一進程中，堅持“兩點論”“重點論”和“內外聯動”的策略。對台工作既展現和平統一的誠意，也保留非和平手段的選項，體現和平與鬥爭的統一。在全球治理中，我們重視國家統一等核心利益，同時關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使台灣問題的解決契合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普遍期待。兩岸融合發展不僅是經濟整合，也是對中國全球治理能力的測試。可將“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視為全球治理的“內功修煉場”，將創新模式反哺“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治理，形成“以內促外”的良性循環。還需思考國家統一與全球治理變革的戰略協同，實現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三重邏輯”，即歷史正義（反對殖民遺留問題）、現實理性（完善國際機制）、未來導向（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與解決台灣問題的“三重維度”（歷史法理、現實利益、未來認同）形成共振。當國際社會認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角色”時，原本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阻力便有望轉化為助力，推動兩岸統一進程與全球治理進步相互促進、協同發展。
最後，汲取中華文明深厚的歷史智慧與實踐哲學，知行合一、革故鼎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完成統一大業，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堪比戰國時代的當今國際變局，中國遵循“知變”（認清美國霸權本質與全球治理趨勢）、“應變”（靈活調整多邊合作策略）、“導變”（以各類倡議引導國際議程）的實踐邏輯，展現中國道路在哲學維度上的獨特性，踐行一個文明大國的歷史進取精神。對於世界大勢，中國人的判斷是“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一判斷源自易經哲學的現代轉化。因此，將對台工作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使國家統一成為文明復興的必然組成部分，而非地緣政治博弈。中國主張“兩岸同胞商量著辦”，這種“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為全球治理提供了“非零和博弈”的東方方案。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通過“一帶一路”推動兩岸經濟融合，通過全球治理展現制度優勢，通過聯合國平台強化一中原則。這種“知行合一”的哲學，使全球治理成為國家統一的“實踐場”，而國家統一則是全球治理成效的“試金石”。
當前，中國正面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等多重考驗。全球治理與國家統一的雙重使命，要求中國必須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以“執兩用中”的哲學智慧，在維護核心利益與推動國際合作間找到平衡點。這既是對中華文明“中庸之道”的創造性轉化，也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創新性貢獻。當中國成功走出這條道路，不僅將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更將為全球治理提供嶄新的“中國方案”。
注釋：
①鄭永年、特朗普與“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J]，大灣區評論，2025年2月28日。
②“2025年對台工作會議在京召開 王滬寧出席并講話”[N]，新華社客戶端，2025年2月26日。
③陳兆祦，三十國檔案工作概況[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④尼爾·弗格森，《帝國：不列顛世界秩序的興衰以及給全球權力的教訓》，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⑤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瑪麗·富布盧克，《劍橋德國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⑦保羅·布什科維奇，《劍橋俄羅斯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7月號，總第331期，P26-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