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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科工複合體三維關係架構圖 |
2.“旋轉門2.0”機制下技術精英的人事嫁接
美國科技右翼通過“旋轉門”機制完成了對政府決策系統的全面滲透。⑨以蒂爾為核心的“貝寶幫”（PayPal Mafia），向特朗普政府輸送數十名核心成員，形成橫跨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等關鍵部門的政策網絡。其中戴維·薩克斯身兼人工智能特別顧問與總統科技顧問委員，赫爾伯格從帕蘭蒂爾顧問躍升為主管經濟增長的副國務卿，這些人事布局將私營部門的技術路綫偏好直接植入政策制定中樞。此外，傳統“旋轉門”依賴政商精英的身份互換，而智能時代已進化出更具顛覆性的“算法旋轉門”。馬斯克收購推特後，通過調整算法權重提升“反監管”“減稅”內容的曝光率，定向推送至搖擺州用戶，技術寡頭無需依賴傳統游說渠道，即可通過控制信息分發渠道塑造選民認知。
3.科技主權下的技術民族主義制度化
美國科技右翼推動科技安全從工具屬性升維為存在屬性，構建“科技即安全本體”的認知範式。安德森將拜登政府的技術監管政策斥為“通敵行為”，宣稱任何限制都將“讓中國取得領先”，無異於威脅“我們企業的未來、技術的未來、美國的未來”。在《技術共和國》報告中將技術創新滯後描繪為“西方清算時刻”，把科技停滯與民主制度衰敗建立直接因果關係。這種叙事策略使科技安全議題突破專業領域，成為檢驗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指標。與此同時，美國科技右翼積極倡導國防部與科技企業深度融合，認為這種軍民融合模式不僅能幫助國防部門降低成本、提升作戰效能，其技術成果還能更高效地反哺民用市場——從而實現國家安全與企業利益的雙向共贏。
（三）軍工複合體到科工複合體美國政商聯盟的權力樣態躍遷
1.科工複合體的三維關係架構
美國政商聯盟已經歷從傳統軍工複合體到數字軍工複合體，并進一步演化成為全域科工複合體的新型聯合體樣態，其指技術資本與國家機構通過制度化紐帶形成的利益共生體，形成了“意識形態—行動主體—制度載體”三維互構的邏輯架構，這一邏輯閉環對美國國家戰略及全球治理都帶來了深刻影響。（圖2）
首先，技術加速主義是美國科技右翼的意識形態引擎，有效加速主義主張通過技術奇點加速突破社會結構局限，以顛覆性創新如AI、量子計算、腦機接口觸發系統性重構，右翼加速主義普遍強調精英主導的技術權威，認為跨過技術奇點可自動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其次，美國科技右翼是技術加速主義的主要信仰者和行動主體，其主要依靠科技寡頭的資本集團，推動去監管化的總體目標，并通過反建制叙事與技術主權制度化，深度參與價值分配與權力塑造。最後，科工複合體是在技術加速主義與科技右翼的深度互嵌下形成的資本制度載體與政策執行網絡，并反作用於技術加速主義國家化與科技右翼的政策套利。
［圖2： 科工複合體三維關係架構圖］
2.權力主體結構：多元化複合體
特朗普執政下的科工複合體是一個深度整合政府、科技企業、金融機構、智庫與媒體的多元化權力網絡。一方面，核心權力主體主要包括政府機構與科技企業。白宮作為戰略指揮部，總統具有最高決定權。總統通過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直接參與科技政策的制定。國會通過軍事委員會、撥款委員會等機構，將科技競爭議題嵌入立法流程；傳統科技巨頭企業如谷歌、微軟、亞馬遜等，掌控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通過技術壟斷鞏固市場地位；新興科技勢力如OpenAI、SpaceX等，以顛覆性技術突破撬動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支持性權力主體主要包括金融機構、智庫和研究機構、媒體和輿論機構。⑩權力網絡中的各個主體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機制相互連接，共同推動著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形成政商利益聯盟路徑。
3.權力運行方式：技術壟斷機制
美國科工複合體呈現數據與標準的技術壟斷雙重特徵。第一，數據壟斷與算法控制的雙重鎖定。Meta、谷歌等科技巨頭通過用戶行為數據實時捕獲與AI分析，將傳統勞動力價值轉化為數據資產，形成“數字地租”新形態。例如，Facebook通過收購Instagram、WhatsApp構建社交基礎設施，平台將用戶行為數據商品化，進而通過算法推薦、內容過濾等手段，操控公衆認知和信息傳播，擠壓公共數據主權，形成數據壟斷。第二，核心技術專利與國內技術標準框定。科工複合體擁有大量核心技術專利，這些專利不僅形成了技術壁壘，還通過交叉授權和專利池等方式，進一步鞏固了企業的市場地位。核心技術專利確保了科技企業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話語權。科技巨頭通過參與國內政策決策和國際標準制定，將自身技術優勢轉化為市場標準，形成規則壟斷以鞏固自身市場權力。
二、科工複合體與超級資本載體的全球權力投射
（一）技術代差與投資布局的“權力前置”
特朗普2.0時代伊始，特朗普廢除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令，與科技公司一起開啓“星際之門”計劃，并啓動了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這些行動加快美國政府內部的科工複合體演進，進而深刻體現在美國科技政策中。在資本與創新的深度交融下，科工複合體獲得了新一代智能技術的優先發展權。
機械製造等傳統工業技術在產業轉移、技術擴散和後發國家逆向創新的基礎上，國家之間技術代差逐漸縮小，甚至後發國家在某些方面實現了技術趕超。近年來，科技發展推動傳統工業向智能化轉變，在新興技術領域，量子計算、基因編輯、腦機接口等技術發軔於美西方國家，在研發投入、數據壟斷和政策壁壘作用下形成了新一輪技術代差。科工複合體將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的領導地位視作“核心戰略技術”和“未來力量平衡”，將其作為國家力量和全球影響力的基本組成部分。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簽署了《消除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障礙》《加強美國在數字金融技術領域領導地位》的行政命令，其中廢除擴散規則并促進先進人工智能芯片向海灣國家出口的決定標志著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轉變，“通過技術擴散建立聯盟”表明期望形成一個更明確的美國主導的先進技術聯盟，確保其技術成為全球標準并保持市場主導地位。
在投資布局方面，科工複合體通過“國家安全”叙事推動了特朗普政府簽署了《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總統備忘錄，該政策強調競爭對手國家會通過投資滲透美國市場、獲取關鍵技術與資源，存在威脅，⑪此舉強化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職能，進一步加大了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審查力度。CFIUS限制美國對華投資領域從半導體、量子計算、AI擴展至生物技術、高超音速、航空航天、先進製造、定向能等領域。
正是在政治權力與資本運用的雙重配合下，顛覆性技術的壟斷正加劇全球技術體系分裂，美國為自身技術發展的前置權力創造空間，深刻踐行“美國優先”政策。
（二）供應鏈主導權與標準制定的“規則霸權”
美國科工複合體通過技術、資本與數據三重維度的規則操控，構建起全球供應鏈的金字塔型控制體系，其本質是對全球生產與貿易網絡的霸權掌控。
在技術層，科工複合體依托核心節點控制，將比較優勢理論轉化為技術霸權工具。其通過壟斷EDA工具、IP核授權及半導體設備，牢牢占據技術供應鏈頂端。一方面以近岸外包與友岸外包名義推動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卻通過技術和設備實施雙重篩選，如僅允許28nm以上成熟製程芯片外流，將7nm以下高端製程芯片圈禁於美國本土；既實現了去風險化的表面目標，又通過技術梯度差製造了“技術封建制”，使下游製造國陷入代工依賴，資源國淪為原料附庸，完美復現了薩米爾·阿明依附理論中“中心-邊緣”的剝削結構。
在資本層，科工複合體將金融權力武器化，通過美元清算系統的二次賦能實施“技術斷鏈威懾”，迫使發展中國家為獲取國際融資而接受美國技術標準。這種操作實質是將查爾斯·蒂利“戰爭製造財政”的邏輯逆向運用，將財政能力轉化為技術戰爭工具，通過資本市場的風險定價權實現技術霸權的再生產。
在數據層，科工複合體利用工業物聯網（IIoT）實施全球生產網絡的“數字殖民”。⑫通過GE Predix平台掌控全球工業設備數據流，實現對全球產能配置的實時監控。這種“數據管道權”不僅賦予美國科技巨頭預測市場波動、優化供應鏈效率的能力，更通過數據壟斷構建了曼努埃爾·卡斯特的“流動空間支配權”，即通過控制信息流動路徑，間接主導物質生產網絡的運行邏輯。
美國科技巨頭如谷歌、OpenAI等公司都是美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聯盟的成員，共同為美國人工智能政策制定和技術測評提供建議和標準，可謂引領新興技術標準制定。當然，除了背靠國家引領行業發展，科技巨頭也自主加入全球技術倫理議題中，強化自身在全球數字規則和數字政策方面的主導力。⑬例如，OpenAI已經就人工智能涉及的核心倫理議題發布的《模型規範》，討論了人工智能的禁用場景及其核心倫理問題。科技巨頭對數字領域的規範重構造成規則霸權，導致技術後發國家必然要在其制定的規則框架內進行權力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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