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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民眾對待“大罷免”的態度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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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民眾經濟狀況認知與執政滿意度變化 |
四、“大罷免潮”中的主流民意
“大罷免潮”的成敗不僅取決於政黨策略與制度設計，更深刻地反映出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取向。罷免投票的結果與各項民調顯示，多數民衆并未接受將罷免工具化、政黨化的操作。相反，民意在不同階段逐步顯現出三重取向：一是對政治鬥爭的反感與拒斥，二是對經濟與社會治理的優先關注，三是對“抗中護台”無限上綱的冷淡回應。
（一）罷免投票結果與整體民意
依據台灣現行法規，罷免分提議、聯署與投票三階段，最終進入投票階段的“立委”有32名，投票分兩輪。7月26日針對24位國民黨籍“立委”及新竹市長高虹安的首輪罷免投票表決，結果以“24:0”失敗告終；8月23日的7位國民黨籍“立委”的二輪投票表決，同樣以“7:0”失敗，兩輪投票無一人被罷免。至此，由民進黨籍“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於年初倡議、獲高層支持的“抗中護台”的罷免行動，以提案全遭否決收尾。這一結果直接傳遞出主流民意對政治鬥爭與無限上綱打壓的反感與厭倦。
2025年3月至8月，美麗島電子報、台灣民意基金會與TVBS等機構持續追蹤台灣民衆對“大罷免”的態度，數據與兩輪投票結果相互印證。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顯示，3月至7月首輪投票前，支持率從32.6%升至41.7%，反對率從57.9%降至47.9%；首輪投票後趨勢反轉，支持率降至31.7%，反對率飈升至61.4%。（見圖1）前期支持率上升、後期反對率飈升與民進黨動員策略、“廢除毀憲亂政”“抗中護台”議題、媒體傳播及社會現實問題相關。總體趨勢顯示，台灣社會主流民意不贊成“大罷免”，反對率始終高於支持率。首輪結果公布後民衆態度劇變，反映出大罷免失敗強化了民衆對罷免的不信任。
［圖1：台灣民衆對待“大罷免”的態度變化］
（二）主流民意的族群差異
“大罷免”民意分布在不同族群間存在顯著差異。在年齡層面，僅20-24歲年輕族群更傾向支持罷免，其他年齡層則明顯反對。在教育層面，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者反對傾向顯著，而教育程度較低者支持度稍高。在省籍層面，河洛群體略偏向支持但內部分化明顯，客家人與原住民多數反對，外省人反對態度呈現一面倒態勢。在政黨支持者層面，差異最為顯著，民進黨支持者更傾向贊成罷免，而國民黨、民衆黨支持者、中間選民以及無黨派者更傾向反對罷免。這種跨群體態度差異，反映出台灣社會對當前政治運作方式存在深層分歧，相當比例民衆認為現行罷免機制已偏離適度政治參與的範疇，呈現極端特徵。
（三）主流民意的核心訴求
投票數據與民調結果不僅顯示“大罷免潮”的主流民意，更揭示民衆對各黨派立場的審慎判斷及深層價值觀：第一，反對將罷免作為政黨工具已成社會共識。美麗島電子報6月民調顯示，針對賴清德“團結台灣十講”巡回演講，21.9%民衆認為其主要目的是推動罷免，這一比例僅次於“說明‘政府’立場政策（29.9%）”“促進‘國家’團結（24.9%）”⑨,印證了罷免與政黨鬥爭的高度關聯。首輪投票後，該報7月民調顯示，69.7%認為罷免結果對執政陣營是“失敗”，49.0%將罷免定性為“政黨對抗、政治鬥爭”。⑩主流民意對罷免的性質定位表明，多數民衆已認識到罷免帶有強烈政黨工具化色彩，“黨意淩駕民意”的現象正在削弱其正當性。
第二，民生優先取向壓倒政治動員訴求。2025年“大罷免潮”中，台灣主流民意未如罷團期待的圍繞“抗中護台”發展，而是更聚焦經濟困境、社會治理與民生議題。首先，經濟困境感加劇成為影響民意走向的最關鍵因素。美麗島民調顯示，6-7月認為經濟良好的民衆比例驟降11.3%至27.1%，負面評價攀升10.5%至66.3%，導致對執政當局滿意度從48.6%跌至34.6%，不滿意度激增至56.6%。（見圖2）經濟下行轉化為信任危機，成為罷免失敗核心誘因。其次，在演講議題中，民意的民生關切遠勝於政治動員。“團結台灣十講”演講中，民衆最關注的是台灣經濟（68.5%）和台海和平（60.4%）⑪，而非意識形態性議題或政黨對抗。最後，經濟認知深刻塑造了民衆對罷免性質的判斷與對台灣當局改組的期待。交叉分析可見，經濟樂觀群體中更多人視罷免為“抗中護台”公民行動，而經濟悲觀者多認定其為政黨鬥爭工具。在內閣改組問題上，經濟樂觀者傾向於維持現狀，而經濟悲觀者更贊同人事調整。這說明，罷免不僅并未抵消選民對治理的不滿情緒，甚至強化了台灣當局漠視民生的負面印象。因此，民生優先的社會共識，正在壓倒政黨動員的政治邏輯，并將重新塑造台灣政治競爭的基本格局。
［圖2：民衆經濟狀況認知與執政滿意度變化］
第三，“抗中護台”叙事的動員效應有限，民衆不支持無限上綱的政治鬥爭。民調顯示，儘管執政陣營將罷免包裝為“抗中護台”行動，但民衆反應冷淡。首先，民衆對賴清德及執政黨的“台獨”立場認知清晰。美麗島電子報5月民調顯示，近半數民衆認為其立場是“台獨”，有超三成民衆傾向以“維持現狀”來反對“台獨”。⑫這說明，多數民衆不願將統“獨”議題過度政治化，而是尋求避免極化對抗。其次，民衆對執政黨兩岸關係政策并不滿意，對“大罷免”“護台”效果并不認可。賴清德當局兩岸關係政策不滿意度（58%）在所有政策中最高⑬，過半數民衆（53.1%）認為“大罷免”也并未增強“抗中護台”意識，僅少數泛綠支持者持肯定態度，而藍、白及中間選民則普遍持否定看法。⑭這意味著“抗中護台”叙事不僅未能轉化為高支持率，反而在主流民意中無法取得廣泛正當性。最後，民衆認知更傾向於民主叙事而非對抗叙事。首輪投票後，僅16.1%認可反共護台聯盟的“中國共產黨滲透”說法，超60%認為罷免是“台灣民衆共同維護民主的成熟表現”。⑮可見，台灣民衆已普遍拒絕無限放大統“獨”或抗中議題，轉而以程序、公平、制衡的民主視角理解政治，未陷入“抗中護台”的對抗性叙事。
五、“大罷免潮”的政治邏輯及其後果
2025年“大罷免潮”在投票與民調中均顯現出主流民意對罷免工具化的反感與拒絕，這為理解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奠定了重要背景。罷免制度原本作為民主監督工具，卻在政黨零和博弈與民粹動員的推波助瀾下，演變為高度對抗的政治武器。罷免制度不再是民主的補充機制，而是成為破壞民主穩定性的潛在威脅。探究其背後的政治邏輯及其政治後果與深遠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大罷免潮”的政治邏輯
首先，政黨競爭的零和博弈。台灣民主化以來，在兩黨間形成的“割喉到斷”的敵我意識始終塑造著台灣的政治生態。⑯2024年“立委”選舉中，民進黨僅獲得51個“立委”席位，未能取得過半優勢，由此形成“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執政的民進黨難通過常規立法推進議程，轉而尋求罷免改變台灣“立法院”權力平衡。民主政治的本質在於承認并尊重多元利益的共存性，通過公共理性建構達成政治共識。當罷免淪為解決政治分歧的主要手段時，政治協商的空間何以存續？政治對抗的烈度又將如何約束？這種規則異化最終削弱的，是民主政治本身的社會整合能力與制度韌性。
其次，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政黨和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下以直接訴諸民意的民粹主義方式召喚和動員社會民衆”⑰，這種民粹主義方式在統“獨”矛盾、族群對立與省籍複雜的台灣異質性社會結構中尤為顯著。在社交媒體時代，“在分裂的公衆面前，凡是理性的政治話語從來是沒有力量感的”⑱，政治動員藉助情感變得更加容易。此次罷免，執政陣營通過製造“本土—外來”“親中—抗中”等對立叙事，試圖以“抗中護台”擴大民衆不滿情緒，但其支持者幾乎完全局限在泛綠基本盤之內，民粹化叙事并未突破族群與黨派邊界。當“台灣人”身份被塑造成排他性政治符碼，當“抗中”叙事成為政治合法性來源時，民主所需的寬容、理性、妥協精神蕩然無存，民主的危殆事屬必然。
最後，制度設計缺陷的放大效應。台灣現行制度衹允許罷免“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則享有豁免權。在2024年選舉中，民衆黨8席均為“不分區立委”，無需依賴特定選區選民，完全規避罷免風險。更深層問題是，現行罷免制度缺乏冷卻期、理由審查、惡意罷免懲罰等必要制衡機制。這些制度設計的缺失，為罷免的濫用提供了便利條件。制度的漏洞加劇政治對抗，使得理性對話成為奢望。
（二）大罷免的政治後果與影響評估
首先，治理效能的嚴重受損。面臨罷免威脅的“立委”不得不將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自保之中，無暇顧及立法和監督職責。這種角色錯位直接導致台灣“立法院”的正常運作受到嚴重干擾，重要法案的審議陷入停滯。為了避免成為下一個罷免目標，許多“立委”明哲保身，不敢在爭議性議題上表達獨立見解。這種“寒蟬效應”削弱了立法機構的活力，也損害了民主審議的品質。在台灣現行政治實踐中，立法機構的失能已對民主質量造成致命損害。
其次，政治信任的全面崩塌。當罷免機制被異化為政治生存的工具時，政治信任的體系性崩塌便成為不可逆的進程。這種崩塌首先表現為選舉制度的神聖性和權威性的消解，選民開始質疑：如果當選者隨時可能被罷免，那麼選舉的意義何在？這種質疑進一步演變為對整個民主制度的懷疑，實質上動搖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根基。政黨之間的信任也降至冰點，“以罷制罷”的惡性循環使得政黨間的合作變得幾乎不可能。台灣政治陷入一種托馬斯·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狀態”，每個政黨都將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敵人，而不是可以合作的夥伴。在缺乏基本信任的政治環境中，任何建設性的政治對話都成為奢望，民主政治的協商基礎遭受根本性破壞。
最後，民主品質的實質倒退。民主的本質在於程序正義與實質精神的統一，而非單純的規則遵循。雖然罷免投票按程序進行，但當民主程序被用來破壞民主精神時，形式上的民主就變成了實質上的反民主，“民意被當成了掩蓋權力惡鬥的遮羞布”⑲。這種異化過程具體表現為民主核心要素的系統性損害：其一，代表性被削弱，民意代表因懼怕罷免而放棄真實表達選民訴求；其二，審議性被破壞，理性政策辯論被情緒對抗所取代；其三，包容性被否定，少數意見面臨被清算的威脅；其四，穩定性被動搖，政治秩序隨時可能被顛覆。台灣“大罷免潮”所暴露的，正是制度設計與政治實踐的斷裂導致的民主品質的實質倒退。
六、結論與反思
2025年台灣“大罷免潮”是對所謂民主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警示。它生動地展示了當民主制度被工具化使用時，如何一步步走向異化，最終背離民主的初衷。這一過程中，制度設計的缺陷、政治文化的不成熟、政黨競爭的失序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從理論層面看，“大罷免潮”現象豐富了對民主脆弱性的認識。民主并非一勞永逸的制度安排，而是需要持續維護的動態過程。當民主的形式與實質發生背離時，當程序正義壓倒實質正義時，民主就會出現異化。然而，此次“大罷免潮”的失敗并不僅僅源於制度邏輯的內在缺陷，更與社會主流民意的清晰表達密切相關。連續兩輪罷免投票結果均以失敗收場，反映出多數選民對“罷免常態化”“政治無限上綱”的厭倦。這一事實表明，制度異化雖然短期能够裹挾輿論，但無法長期壓倒社會的基本價值共識。民衆的投票行為與民調趨勢不僅否定了將罷免作為政治鬥爭工具，也傳遞出社會對政黨過度對抗的反感。正因如此，制度改革與政治文化的培育必須同時吸納民意導向：在制度層面，應引入冷卻期、理由審查、門檻調整等機制，防止惡意罷免；在文化層面，應推動公共理性重建，引導民意向多元共識與理性協商集中。
總之，台灣“大罷免潮”既揭示了制度工具化導致的民主異化風險，也彰顯了主流民意在關鍵時刻的矯正作用。民主不僅是多數決定，更是對社會理性與價值共識的維護。未來台灣社會如何在制度與文化的雙重維度上順應并尊重主流民意，使其成為抵禦制度異化的力量，而非被政治利用的對象，值得深刻反思。
注釋：
①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三民書局1986年版，第161頁。
②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How Democracies Die: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2019，p.8.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頁。
④羅伯特·達爾：《論民主》，李風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4頁。
⑤約翰·洛克：《政府論（第二篇）》，顧肅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頁。
⑥同上，第153頁。
⑦《韓國瑜罷免即時開票》，“中央通訊社”，2020年6月6日，https://www.cna.com.tw/project/20200605-recallvote/。
⑧劉嘉薇：《民粹主義在台灣？網絡大數據分析》，《台灣政治學刊》，2022年第2期。
⑨⑪《美麗島民調：2025年6月“國政”民調》，美麗島電子報，2025年6月30日，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17710.htm。
⑩⑮《美麗島民調：2025年7月“國政”民調》，美麗島電子報，2025年8月4日，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18675.htm。
⑫《美麗島民調：2025年5月“國政”民調》，美麗島電子報，2025年5月26日，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16790.htm。
⑬《賴清德“總統”就職周年滿意度民調》，TVBS民調中心，2025年5月13日，https://cc.tvbs.com.tw/portal/file/poll_center/2025/20250515/2624a268d22bd61d42c65b56c1e875dd.pdf。
⑭《2025年7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摘要報告》，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2025年7月15日，https://www.tpof.org/wp-content/uploads/2025/07/%E5%8F%B0%E7%81%A3%E6%B0%91%E6%84%8F%E5%9F%BA%E9%87%91%E6%9C%837%E6%9C%88%E6%B0%91%E8%AA%BF%E5%A0%B1%E5%91%8A-1.pdf。
⑯錢永祥：《台灣民主的得與失》，《二十一世紀》，2018年第169期。
⑰王程：《民粹主義在台灣：“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機》，《台灣研究》，2022年第1期。
⑱任劍濤：《政治暴力的民主淵藪：讀<從投票到暴力>》，《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5期。
⑲陳星：《尷尬的台灣“民意”——論台灣政治中“民意”的祛魅》，《台灣研究集刊》，2024年第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50-5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