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民進黨當局自二零零零年上台後，一直希望能夠突破由韓國主導的《諒解備忘錄》，及由克林頓主導的“西雅圖模式”，多次企圖“衝關”。二零零一年的“APEC”峰會和“雙部長會議”在中國上海舉行，陳水扁意圖委派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遭到主辦國中國的拒絕，陳水扁竟然宣佈退出當年的峰會。而當時以台灣當局“經濟部長”名義出席上海“雙部長會議”（按照《諒解備忘錄》規定，台灣當局的“外交部長”不能出席“雙部長會議”），他曾多次舉手欲發言，有關陳水扁宣佈退出峰會的原因，並要表達“抗議”。雖遭會方拒絕，但隨後仍在記者會中放肆一番。正因為林信義有此“表現”，陳水扁翌年就將其晉升為分管經濟事務的“行政院”副院長。
正因為如此，賴清德去年上台後，首次委派“中華台北”代表出席“APEC”峰會，本來是意圖派出曾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的陳建仁，在遭到拒絕後，就改為委派時任林信義。當時民進黨當局就向特定媒體放風說，賴清德是從三個方面決定林信義出線。其中的第三個原因，是林信義的“外交”手腕不卑不亢、有軟有硬。既有在二零零一年的中國上海“雙部長會議”上，他曾多次舉手欲發言要表達“抗議”，也有在二零零五年林信義率團參加韓國釜山“APEC”峰會時，在走進會場時特地停下腳步等待，與走在後頭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握手寒暄”並低語交談，成為歷史一幕，被國內外媒體肯定是“兩岸好的開始”。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國與該年度“APEC”高官會主席（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簽署《諒解備忘錄》，中國作為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作為地區經濟體分別以“中國台北”和“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後改稱“中國香港”）名稱同時加入“APEC”。台當局與韓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也清楚地記載著台灣地區參加“APEC”會議的要求：只能派出與經濟事務有關的“部長”出席“APEC”的“雙部長會議”；“外交部長”和“次長”不得參加；台灣地區在“APEC”的使用名稱為CHINESETAIPEI”（“中國台北”），但台灣當局卻以“中華台北”自譯之。
一九九三年，在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倡議下，“APEC”拍板每年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為區域合作提供更大的戰略視野與方向。在中國和“APEC”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的規範下，由於“中國台北”只是地方經濟體，因而其出席峰會的代表，只能是代表“中國台北”，並非是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代表”。但由於同是地方經濟體的香港，在已經確定於一九九七年回歸，因而屆時在改名“中國香港”的同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可以出席“APEC”峰會。因此，賴清德去年在宣布由林信義出席“APEC”峰會時，雖然不敢公然稱林信義為“賴清德『總統』的代表”，但卻使用了“領袖代表”一詞，是企圖“偷換概念”、“瞞天過海”。看來今年也將會故伎重施。
民進黨當局曾經多次意圖“突破”“西雅圖模式”，除了是上述的在中國的上海舉行的“APEC”峰會之外，於二零零五年在韓國舉行的“APEC”峰會，陳水扁最初想由時任“立法院長”的王金平出席，遭到東道主拒絕。其後陳水扁竟然申請親自出席，但同樣遭到拒絕。然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委派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和“經濟部長”的林信義出席。二零零七年的“APEC”峰會在澳洲舉行，陳水扁又想派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出席，但主持峰會的澳洲指出她涉入參與制定“一邊一國”而予以拒絕，陳水扁最後只好“死氣氣”地委派施振榮出席。
賴清德去年考慮人選時，曾主動向幕僚提及，林信義二零零一年赴卡達參加杜哈“WTO”部長會議，以代表團團長身分在中國壓力下不卑不亢，成功爭取台灣入會，簽署入會議定書，出色表現讓時任“立委”的賴清德印象深刻。由於台灣當局正在爭取加入“CPTPP”，而在“CPTPP”的成員體中，除了新加入的英國之外，其他國家都是“APEC”的成員體，因而林信義在“APEC”峰會上，可能也將會與其中的“CPTPP”成員體的領袖進行“互動”，力圖獲得他們答允協助的承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