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對台灣島內展開游擊戰條件與限制的討論
透過以上歷史梳理可以發現，無論是日據時代的抗日志士，或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共產黨人，在台灣進行游擊活動面臨到的共同問題，都是“後勤補給無以為繼”的窘境。游擊戰必須有民眾的配合，才能就地解決游擊隊的補給問題。但有民眾配合之餘，同時需要廣大的空間，使得一處被破壞，還有其他處可提供補給。日據時代的抗日志士在當時雖有群眾基礎，可一樣需要中國大陸的錢糧支持，再加上缺乏廣大空間，一旦主要平原、城鎮地區被日軍掌控，很難取得本地的補給支援。台灣是個海島地形，日軍封鎖台灣、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海，就可輕易斷絕外界的援助。此後島上統治者衹需一步步將反抗的萌芽趕盡殺絕即可。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成功，關鍵是它位於湖南與江西的交界處，是個“三不管”地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包括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兩縣一小部，遂川縣北部和鄞縣東南部，面積1.3萬平方公里，人口90萬。⑭台灣全島面積也就3.6萬 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一個井岡山根據地，就約是三分之一個台灣大。即使這麼大的面積，毛澤東與朱德的紅四軍被封鎖於井岡山地區，也感到難以堅持，為了解決經濟困難，衹能跳出去到外線作戰往贛南出擊。最終井岡山失守，紅四軍放棄原定圍魏救趙的計畫，改打下長汀著手開闢閩西革命根據地。依據地圖的測算，從井岡山到長汀直線距離約230公里，台灣全長也就394公里。紅四軍的這一“跳出外線”，就等於跳了半個多台灣。從上述兩個地理條件的比較，就可以知道兩者迴旋空間的差異有多大。且無論是日據時代或兩蔣時代，台灣不是被當成南進基地，就是被當成反攻基地，都是被執政者嚴密掌控的地區，根本沒有“三不管”地帶。想在台灣學習紅軍當年利用軍閥間的矛盾，穿梭於各省之間的條件並不存在。
此外，井岡山所處的羅霄山脈海拔在800米至2000米之間，主峰黃洋界海拔為1900米。而台灣在3.6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海拔3,000公尺以上高峰就有284座，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其中最高的玉山主峰，海拔高達3,952公尺，⑮與西藏拉薩的海拔高度相近。如此高聳險峻的山脈，使得台灣的地形山高水急，連帶山地缺乏可耕地，很難種植糧食性的作物，如何取得補給是一個大問題。鹿窟基地成員張棟柱即說“一個月每人的白米節到十五斤，日日都是過了飢寒交迫的日子，而且一天比一天愈來愈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危機”。⑯鹿窟基地補給已極為困難，若在海拔更高、地形更複雜的深山區，其難度更是幾何級數增長。
台灣山地的特殊地形乍看之下似乎對進攻方限制很大，但其實防守方一旦被圍，即很難跳出包圍圈。對於台灣山區的戰略價值，台灣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即認為，“在共軍武力投射能力提升，已能從西太平洋對台灣東部發起攻擊後，台灣的中央山脈在軍事上愈來愈像一處‘絕地’；共軍衹要控制少數入山的道路，就能讓在山脈中躲藏的武裝部隊因為無法取得補給和增援，而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⑰何況如今長航時的無人機比比皆是，美軍的MQ-9“收割者”無人機，在所有掛載點皆用於掛載武器的情況下，續航時間仍可達14小時，配上紅外線等電子光學設備長時間監控下，大多數軍事行動都大大受到限制，俄烏戰場上見不到過去蘇聯自豪的大縱深包圍作戰，就是最好的例子，更遑論是困在島上山區的游擊隊。
其實不必等到解放軍“武力投射能力已能從西太平洋對台灣東部發起攻擊”，在1930年間的“霧社事件”中，即使一輩子生活在山上的高山族，在面對日軍現代化武裝的攻勢時，也衹能退入馬赫坡溪附近岩窟內躲藏。日軍雖一時難以攻入，但起事的莫那魯道等人也難跳出包圍圈，進行可持續的游擊戰活動。霧社事件僅歷時一個多月即告弭平，也再次說明台灣欠缺進行游擊戰的基本條件。
五、從武鬥到文鬥：體制內抗爭從未停止
日據時代的抗日台人，遭到各種無情的殺戮。放下武器選擇歸順者最終許多仍難逃一死。《警察沿革志》中“臨機處分竝に匪徒刑罰令の發布”，即專談如何“臨機處分”抗日分子，“匪徒の捕獲に當り抵抗其他を理由として斬に處すること或は監禁の匪徒の脫走を圖りしを理由として之を處置するを臨機處分と稱せり…所謂臨機處分は軍隊討伐の當初より之を馴致し降りて警察捜索期に至りても正當防衛の名目の下に行はれし戦闘行為の殺伐たるは言を待たず、勿論推獎すべきことにあらざらんも亦本島掃匪の上に重要なる寄與を為したること疑ふべからざろ處なり”（捕獲匪徒之際，以曾經抵抗或其他理由處斬；或以監禁之匪徒意圖脫逃為由加以處置，稱為臨機處置…所謂臨機處分，自軍隊討伐初期以來日漸慣用，接之警察搜索期間亦沿用之，在正當防衛名目下施行之戰鬥行為，其殺伐性自不待言，雖不應予以推崇，但無疑對於台灣之討匪工作曾經作出重要貢獻，殆無疑義）。⑱這段描述雖輕描淡寫地想推卸責任，但從字距間仍能讀出濃濃的血腥味，台灣抗日志士就這樣被屠殺殆盡。在不具備游擊條件的情況下，島內的抗爭衹能由武鬥轉向文鬥。
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是台灣漢人最後的武裝抗日運動，日本對起事地台南玉井一帶居民一律“斬無赦”。因事件而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一度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等外，高達866人，成為世界上有史以來，因單一事件遭判死刑人數最多的案件。後來日本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才特赦了四分之三的死刑犯。⑲在接連的慘烈屠戮後，台灣人並未放棄抵抗，繼續與殖民者進行體制內的抗爭。從“六三法撤廢運動”，到蔣渭水等人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不斷的與日本殖民者鬥爭。蔣渭水曾提出“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的思想，更促使許多台灣青年投身大陸的抗日戰爭，直到台灣在1945年光復。
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後，台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統派面對殘酷的鎮壓，依然前仆後繼地追求國家完全統一。除了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外，60年代有陳映真等人的“民主台灣聯盟案”，70年代有吳榮元等人的“成大共產黨案”……等。台灣統派人士在不支持國民黨主張的“反攻大陸”、“反共復國”即遭偵辦的困境下，仍於1976年成立了《夏潮》雜誌社，推廣統一理念。1987年7月15日台灣地區解除戒嚴後，走出牢籠的統派人士於1988年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陳映真被選為創盟主席；1989年，台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總計服刑34年7個月的林書揚與吳榮元等人成立了“勞動黨”。
李登輝執政後，台灣進入多黨競爭的時代，可台灣統派面臨的困境，卻比日據時代更為嚴峻。這種說法初看似乎有悖常理，日據時代抗日要殺頭，現在反“台獨”又不會掉腦袋，怎會比日據時代還嚴峻呢？現在反“台獨”雖然不至於掉腦袋，但透過“台獨”史觀主導的課綱教育，民眾的國族認同已被系統性重塑，這與日據時期尚有不少人保有祖國意識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台灣一般老百姓很直接地會感受到，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差別對待，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民者一目瞭然。可現今新型態的帝國主義所執行的新殖民手段，不再是過去那種由殖民者派員，親自統治被殖民地區，轉而是以從當地選出親殖民者的高級政治“代理人”，加以培植後來統治殖民地。這種殖民手段更具魅惑性，使得當地民眾不易察覺被殖民的事實，總覺得自己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尹章義教授在提出“殖民地回歸症候群”時說，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教育是教導他們愛殖民母國，而不愛自己的祖國，這個問題今天並不因台灣光復而改變。表面上，兩蔣統治台灣的時代，民眾雖以中國人自居，但教導民眾愛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對岸由共產黨管轄的大陸地區則不是中國。因此台灣受國民黨反共教育教導出來者，對中國的定義非常狹隘，也成為如今反共藍營的共識，就是“中共不下台，中國不統一”。在日本與兩蔣長達93年的教育下，對中國採取負面與敵視態度，已是島內常態。李登輝主政後的情況更為惡劣，隨著“去中國化”教育的不斷推行，如今島內的中國人認同不斷下降。沒有實際從事過基層青年工作者，很難想像筆者為何會有“與年輕人談兩岸統一，就好像對著日本人宣傳抗日的感嘆”。
六、結語
透過台灣抗日與鹿窟基地的武裝鬥爭歷史案例，以及台灣地理條件的分析後可以瞭解，無論是日據或白色恐怖時代，在必要條件群眾基礎與充分條件廣大空間兩者皆無的情況下，統派人士不得不選擇以文鬥的方式，來持續堅持達成國家的統一。如今的現實條件與日據時代相比並沒有改變，不過群眾基礎付之闕如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何在台灣啟迪民智、喚醒民眾，是現階段統派的當務之急，保持島內始終有擁護和追求統一的聲音，才能引導更多人民做出正確的選擇。
台灣光復屆滿80週年，在“去中國化”政策推行30多年後，島內統派始終未放棄對統一的追求與呼籲。白色恐怖過去了，“綠色恐怖”取而代之，各種處置統派的法律一一出爐。新黨年輕人遭到“國安法案”整肅，中華統一促進黨被視為“組織犯罪”恐被解散，勞動黨及統一聯盟黨皆有人遭到“反滲透法”起訴。這些都未挫折、打擊台灣愛國統派力量的鬥爭，包括每年舉辦的七七抗戰紀念、慶祝台灣光復活動等，而例如抗議佩洛西竄訪台灣、美國對台售武等，也衹有統派人士勇於在現場抗議，表達島內的不同聲音。
今年知名台灣網紅綽號“館長”的陳之漢赴大陸旅遊且全程直播，打破了“台獨”所建構的信息繭房，讓許多台灣青年有了認識大陸的新管道。台灣島內絕大多數的統派對“館長”的行動都大表讚揚與支持。“館長”的大陸行確實是兩岸交流的破窗之舉，但“館長”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效應，是因為他先成為網紅，有大量的流量。倘若他先是統派，那絕無可能成為知名網紅。他因支持柯文哲，反轉過去挺綠的立場，再到大陸直播，極具戲劇性，才創造出“館長旋風”。因此，台灣統派對“館長”的支持，也是善用文鬥、喚醒民眾的正確做法。
注釋：
①牟蕾：“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17/1213/c85037-29703057.html。
②陳勝昌，“游擊戰理論研究及對國軍之啟示”，《國防雜誌》，第28卷第6期（2013年11月），頁73。
③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頁424。
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北：勝進商事株式會社，1938年），頁292。
⑤簡大獅詞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0%A1%E5%A4%A7%E7%8D%85。
⑥柯鐵詞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F%E9%90%B5。
⑦林少貓詞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E%97%E5%B0%91%E8%B2%93。
⑧尹章義，台灣歷史學家，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退休。首開以第一手古文書的直接史料，研究台灣史之風，著有《台灣開發史研究》等專書、論文。
⑨台灣憲兵隊，《台灣憲兵隊史》（台北：三協社，1931年），頁336。
⑩何池，《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台北：海峽學術，2008年4月），頁236～247。
⑪薛月順，“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國史館館刊》，第77期（2023年9月），頁23～25。
⑫“監察院”新聞稿，“最大白色恐怖事件鹿窟基地案，逮捕及訊問896人，判刑及感訓112人，補償及賠償5億4,563萬4,000元，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提案糾正‘國防部’”（2017年10月20日）。網址：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sms=8912&s=8213。
⑬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徐阿蘭 溫世勳母子 訪問記錄”，《獄外之囚 : 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2014年12月），頁197。
⑭井岡山概況，井岡山紅色聖地教育培訓基地。網址：http://www.swgbpx.com/about/yx/。
⑮台灣山峰列表詞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5%B1%B1%E5%B3%B0%E5%88%97%E8%A1%A8。
⑯薛月順，“張棟柱自白書”，《戰後台灣政治案件 : 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第2冊（台北：國史館，2020年12月），頁909。
⑰洪哲政，“後備山地連轉型 弓箭打游擊成絕響”，《聯合報》，A4版，要聞（2024年10月14日）。
⑱同④，頁281～282。
⑲西來庵事件詞條，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E%86%E5%BA%B5%E4%BA%8B%E4%BB%B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0月號，總第334期，P11-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