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兩側是終年無風帶，人類海洋活動的天堂。海面上空無一船，也空無一物。沒有任何標誌性的建築可以識別船的方位。
船長馬榮典健步跨入駕駛台，習慣性地從窗台上拿起望遠鏡，環視了一周海面，告訴大家：“要過赤道啦！”
馬榮典是解放戰爭中進軍大別山時的小號兵，1964年海軍大比武訓練時他是登陸艦的優秀艦長。正因為他有開大船的經驗，被選中為“向陽紅五號”船首任船長。他說話的聲音很宏亮，很提氣。
此刻，他正凝視著海面，航海長則看著衛星導航儀的數字說，還有一分鐘就過了。這時，整個“向陽紅五號”船和“向陽紅十一號”船的駕駛台一片肅靜。
有什麼感覺嗎？我想。但船長仿佛是找到“感覺”了，只見他猛然一步，跨到駕駛台的中部，大手挽住天花板上垂下來的一個拉環，用力拉下來，“哞~~~~”震耳的一聲長笛，響遍全船，驚起洋面上無數飛魚掠過。這就是過赤道。
過赤道，對於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海軍來說，不失為無比自豪的經歷。海軍司令部為了讓作戰部隊早日體驗過赤道的感受，派出作戰部副部長肖得萬帶著3個艦隊的3個航海參謀一同跟隨“向陽紅”船編隊出海。此刻，這4個由“海司”來的軍官正站在馬船長身邊，莊嚴地分享這個幸福的瞬間。
“進南緯了，緯度改‘s’。”肖得萬像是提醒。他的3個航海參謀和航海長李勝貴在“向陽紅五號”船的航海日志上記下：“1976年4月12日，“向陽紅五號”船代表中國海軍建制的第一艘船第一次從東經170度處跨過赤道”。一天後，一周一期的《遠洋小報》也把這個時刻船長和航海長特殊豪邁的紀念活動報道了出來。
赤道無形人有形，柔水無邊天作岸。“向陽紅”船編隊成單縱隊航行，浩瀚的大洋上展蕩出兩行人字形波瀾。遠離祖國的大洋生活給這一隊中國海軍的“海上先鋒”帶來的不是寂寥、孤獨和風險，而是一種充滿榮耀的心理滿足。台風都可以戰勝，還有什麼不能戰勝的呢？政委劉延青如是說。
當然，過赤道也不是“向陽紅”船編隊遠航的終點。
我們繼續向東南航行。穿過赤道後，方位概念改變了。在海圖上作船位圖的時候，記航海日志的時候，緯度標示的後綴不再是代表北半球的“N”，而是代表南半球的“S”。季節也改變了，當北半球是春天的時候，南半球正是秋天。一分鐘的工夫，向陽紅編隊400多名遠洋考察隊員跨過了兩個季節。
我們的船還在向東南航行。4月13日上午，我們跨過了日界線。這也是只有在衛星導航儀的監視器裡才能觀察到的變化。
到達西半球不是我們遠行的終點。我們還在往南、往西，駕駛台是編隊遠征的大腦，海圖、羅經(陀螺儀)、六分儀、衛星導航定位儀等，是精確確定船舶在大海中航行地理位置的神經元。
終於到了這片海，南緯11°~ 14°，西經175°~東經175°。斐濟群島以北，薩摩亞群島以東，距我們的祖國約10000公里。
唐朝宰相李德裕寫過一首悲愴絕望的詩：“一去一萬里，千之不千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古代從長安到崖州無論怎麼走也沒有一萬公里，一萬華里也沒有，李德裕就覺得很遠了，發出了“鳥飛猶是半年程”感嘆。可是從祖國大陸到太平洋的那一片海，直線距離就有一萬公里。真正是“鳥飛猶是半年程”。
但現代遠洋科學考察，不是貶臣的遷謫，李德裕不回到唐宣宗的朝廷，卻有的是人去頂替他當宰相。“向陽紅五號”船一去一萬里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沒有第二批科學家也沒第二條船頂替。國家已把最好的儀器，最優秀的專家、幹部，許多都是唯一的“家當”安裝在了“向陽紅五號”船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向陽紅”船編隊在太平洋的進行速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當時中國國防重器——洲際導彈的研製速度。海上靶場沒有選定，就無法驗證洲際導彈的洲際運載能力和命中率。沒有洲際運載能力的原子彈、氫彈，爆炸能力再強，也等於光有子彈沒有槍，起不到反威懾的作用。
美國和蘇聯的洲際導彈全程試驗也都在大洋進行，或島礁間，或大洋面，但環境資料的收集判斷，是不可省略的階段。
錢學森等人把洲際導彈的靶場選在南太平洋，滿足了洲際導彈最低射程的需要，剩下的就是要考察靶場的環境條件了。從30000米以上的高空到5000米以下的海底，20多個學科的海洋環境資料都得收集整理分析判斷。這是我所在的向陽紅編隊“一去一萬里”的“天”字號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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