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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蔡英文不行，誰纔是民進黨的“真命天子”？ |
特別是在二二八的歷史記憶還未消除之際，蔣介石政權在台灣又實行“白色恐怖”的統治政策，雖然“白色恐怖”是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均遭到同樣的迫害，但因有二二八的因素，使得本省人對蔣介石政權更加戒慎恐懼。在“白色恐怖”那一代的本省子弟，幾乎都是被告誡不要去碰政治，甚至連在大學中學習政治也是一種禁忌。
這種情況就造成當時敢去念政治的人，就存有準備去“搞革命”的破釜沈舟心情，跟國民黨世家子弟去念政治是為了準備“接班治國”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吧，一九八○年代我在念東吳大學政治系的時候，剛好碰上黃爾璇教授被國民黨以政治因素解聘的事件，當時我們同學去慰問他，他就說過他念政治系早就有這種心裡的準備，所以他在日本東京帝大留學時，就已經跟各國的反對派學生學習革命的理論與反抗獨裁政權手段。
就因被國民黨的政治迫害，黃爾璇後來變成民進黨的創黨秘書長，不祗民進黨的黨綱、黨章是出自他的手筆，民進黨後來的發展也是他幕後一手擘劃而成。因此，國民黨解聘了一個黃爾璇，卻促成後來一個民進黨的出現，這似乎是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的輪迴，應該也算是一種歷史的因果吧！
民進黨人的內心世界就一直存在著這種被迫害的想像，即使阿扁執政八年，國民黨也沒有扮演一個“忠誠的反對黨”，他們不斷的利用媒體、群眾運動、貪腐集團的污名化，以及掌握多數議席肆意對阿扁政府進行杯葛的舉動，就讓民進黨人被迫害的意識更加瀰漫，透過這種被迫害意識的蔓延，民進黨人不祗把它擴延到中國大陸的身上，甚至把“中華民族”的感情也一起割裂了，這也是造成民進黨人會“反中”的根源。
再就第二種“政治權力的爭奪”來看，台灣的政治設計可以說是“贏者全拿”的制度，在經過幾次的修憲以後，政治設計不但沒有“雙贏”或“共贏”的機制存在，甚至已經淪落到“你死我活”的境地，這就讓台灣政治權力的爭奪要比一般民主制度更為慘烈。在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環境中，二○○○年阿扁獲得政權時，雖然他曾經想作一個“全民總統”，但延續到二○○二年的八月三日“一邊一國”提出以後，阿扁為了維護政權，不得不放棄“全民總統”的期望，回歸到綠營這一邊。
二○○三年下半年提出“正名”、“制憲”的口號以後，阿扁更是徹底的轉向深綠的世界，一直到二○○四年以“兩顆子彈”當選以後，阿扁想再當“全民總統”的希望已經徹底的絕滅。當然，阿扁放棄當一個“全民總統”，也意識著民進黨要跟大陸共存的希望也就此破滅，此後阿扁不斷的挑起“反中”的情結，不過都是為了維護政權的手段而已，他的內心是否真的“反中”，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法說個準。
在這種“贏者全拿”的制度設計之下，不祗阿扁無法實現作為一個“全民總統”的夢想，馬英九上台以後，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他原先想釋出幾個政治職位給綠營人士，結果一開始選擇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就遭到國民黨人的強力反彈。一直到八月初馬英九決定把阿扁的國務機要費機密註銷以後，馬英九想當“全民總統”的夢想大概也就此結束了，想來馬英九的“全民總統”之夢似乎比阿扁要短暫許多，所以可以預見的，未來馬英九的“總統”之路，在藍綠重回鬥爭場域之下，恐怕不會走得比阿扁順利。
當然，台灣藍綠的政治鬥爭不祗存在一般性的政治職位，在學界中的鬥爭也一樣慘烈。原本在綠營人士的觀念裡，大學都是國民黨家裡開的，祗要沾染一點綠色色彩，在學界幾乎隨時會遭到排擠，甚至可能因此遭到丟掉飯碗的命運。莊國榮被政大排擠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徐永明放棄原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助理研究員的“鐵飯碗”，跑到私立的東吳大學任教，也是因為他的綠色色彩在中研院無法升等副教授有關。
也因學術界不斷上演著權力鬥爭的戲碼，使得台灣的學術界很難出現“大師級”的人物，大多數的學者要麼不是作個乖乖牌，卻缺乏創新價值的學者，以便永保飯碗無殃；要麼就是全心去搞政治鬥爭，這也是另一種保有飯碗之道。這種情況在法政的學界更是激烈，所以以法政學者為主的綠色知識社團，他們激進的程度似乎超過政治界許多，這也是在民進黨休養生息的階段，綠色知識菁英等不及要率先發動“八三○百日怒吼、全民站出來”嗆馬的原因。沒有共存共榮的知識界，鬥爭起來的狠勁，絕對要超過政治人物的鬥志。
就因知識菁英鬥爭的狠勁要超過政治人物，相對的知識團體的約束力量也超過政治團體，這種情形就造成大陸許多台灣研究單位想邀請綠營學者過去訪問，但有意願或者敢明目張膽過去交流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因為他們祗要往大陸跑，十之八九會被團體視為異端，即使沒被“警告”，大概也會受到團體內異樣的眼光看待，這當然也是李家泉難以實現他的“綠色交友夢”的根本因素。
再說第三種“建立本土生活情境的期待”，在綠營的眼裡，他們不是沒有看到中國崛起的景象，祗是在缺乏親身的觀察與交流之下，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意象倒是充滿著恐懼與排拒的心理，擔心兩岸過多的接觸，將破壞台灣美好的生活情境，這裡面包括民主的政治生活、富裕的經濟生活環境，以及和諧的社會交往關係。
當然，民進黨人對中國的崛起產生恐懼與排拒的心理，問題也不必然出現在他們身上。過去大陸把許多綠營人士列為“黑名單”，阻絕他們想到大陸交往的機會，綠營人士即使想跟藍營人士一樣在兩岸之間來來往往，恐怕也難。所以不瞭解才是造成恐懼的原因，不交往也是造成情感無法建立的因素，這也是綠營人士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無法跟大陸民眾一起感動的原因。
因為對中國大陸不瞭解所產生的恐懼心理，如果再拿謝長廷競選“總統”時所說的話，就更為清楚其中的因果了。當時謝長廷批評馬蕭推動“一中市場”將使台灣的“男人找無工，女人找無尪，小孩送去黑龍江”，他也批評說如果兩岸實現“一中市場”，台灣的公園將充斥大陸來的盲流與乞丐，甚至連綠營也出現特種行業將被大陸的女性給佔據的說法。
謝長廷的話或許有些危言聳聽，但台灣底層社會的人民卻是深信不疑，甚至連綠營的知識社群也一樣是這麼認為。這個結果是讓他們擔心台灣“本土的生活情境”將因跟大陸的深度交往而變質，因此，他們總是想方設法的找出各種反對跟大陸交往的理由，極力排擠台灣跟大陸建立起任何的交往關係，這也是構築綠營知識社群“反中”的“心理長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