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敘利亞戰爭則有可能讓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付諸東流。當初有誰想得到，會有三百萬平民無人保護，依靠零星的救援度日？誰又想得到這場戰爭每天晚上的交火奪走的生命要遠比阿富汗達爾富爾一年的死亡人數還多？誰能想到我們會眼睜睜地看著民眾在被圍困的城市裡活活餓死，卻沒有任何軍政人員對此負責？
也許最讓人困擾的問題，就是上世紀90年代的世界性憤怒現在已然不知去向。各國民眾們沒有再上街遊行，也沒有募捐集資。我們這些救援人員反而在苦口婆心地告訴別人，這不是一場“壞人打壞人”的戰爭。敘利亞的故事是很多壞人殺害、驅趕九百多萬好人，而世界各國除了採取一些緊急救援措施之外，就只剩下悲觀的旁觀者和積極的戰爭支持者。
戰爭雙方的“壞人”都沒少襲擊或圍困平民。政府軍隊和反對派中的極端分子每個月都從某些聯合國成員國處取得武器和其他補給。要想阻止人道主義進程在我們這一代大幅度倒退，就需要聯合國安理會對衝突各方施加壓力，令其停止違反國際法。想要避免人道主義精神的崩潰，只有讓俄羅斯和伊朗真正對敘利亞政府施壓，並且對來自波斯灣地區的極端分子也施加相應的壓力才行。
早在1864年，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就說服各國政要通過第一次日內瓦會議的決議，戰場上的傷病員有權接受醫療救治。就連這150年來支持人權和文明的理念在敘利亞也被推翻——醫生們在敘利亞全部被蓄意地同傷員隔離開。這一切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