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合作提速的中俄關係
烏克蘭危機的蔓延和歐美的步步緊逼，迫使俄羅斯將“歐亞聯盟”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全面加強、重建與中國、中亞、蒙古等國家的合作，試圖借助“東方實力”與西方抗衡。
中俄兩國的良好關係在2014年得到進一步鞏固。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將中俄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借助俄羅斯的“資源換資金”的亞洲外交新舉措，中俄簽署了總額價值4000億美元的天然氣供應合同。中俄在安理會等框架內保持在國際事務方面的密切合作，相互支撐、彼此依托。
最意味深長的看點是，俄羅斯對中國的“一帶”倡議有所鬆動，放鬆了中國對其“傳統勢力範圍”的“滲透”，試圖借助中國力量達到遏制美歐向中亞和蒙古國的意圖。中俄在中亞、蒙古國的合作意向上升。
過去，俄羅斯長期維繫並牽制中亞五國和蒙古國，確保這些國家在政治地緣上的“中立”，一方面意在抗衡美歐對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包圍”，另一方面也在防範中國勢力進入上述地區。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加快與中亞國家構建“歐亞經濟聯盟”，同時，俄蒙簽署了涉及多領域的合作協議，《互免簽證協議》尤其體現了兩國的高度信任。俄羅斯加強與蒙古國的關係更多是從政治地緣和國家安全角度，而非完全出於經濟利益。2014年9月，中蒙俄舉行首腦會議，共議“中蒙俄經濟走廊”構想，即“把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倡議進行對接”。
儘管如此，中方對於中俄關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針對有關中俄開展長期安全合作是在走向“東方北約”的質疑，中國明確表示，中方一貫反對建立和擴大軍事集團，反對在世界上劃分勢力範圍和搞對立陣營。中俄關係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這是中俄關係不斷發展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
第三，“冰河時代”的中日關係
安倍晉三重新執政以來,對內積極推動“擺脫戰後體制”，力圖打破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禁區”並力主修憲，從而實現“正常國家化”。對外，一方面借助日美同盟增強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干預能力和影響力，使未來“正名後”的日本軍隊可以走出國門，將其觸角延伸至世界範圍的任何角落；另一方面，在所謂“價值觀外交”指導下，安倍政府利用政府開發援助，大幅度提升對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國家的投資與援助，在安全領域，以東南亞為重點，圍繞海上安全加強對話和制度建設。安倍“內外雙修”的戰略意圖是通過對亞太國家制度建設和民主化進程等深層領域的戰略援助投入，為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鋪路搭橋。同時，迫使各國“遠離”中國，形成對華牽制統一戰線。
安倍上台後，日本對華牽制和警惕態勢非常明顯，中日關係漸入“冰河期”，釣魚島問題、靖國神社參拜等問題在短期內很難解決，而安倍政權欲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新舉措又引發日本國內的政治右傾化及軍事大國化進程，遭到了中國的堅決反對。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日兩國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繼續發展戰略互惠關係，但是兩國關係受制於各種矛盾和障礙，尤其是安倍政府的對華戰略也一時難以進行根本性的調整，所以中日關係近期內不會很快得到根本改善。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到2013年為止，中國的經濟實力積蓄已經達到日本的61.2%，2014年底有望達到日本的70%，這就可能成為雙方之間綜合國力轉變的臨界點。這在中日歷史上是一個大的反轉，中日關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歷史性的重構，中日關係基本上處於一種“戰略性抗衡”，而且還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而時間和優勢都在中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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