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和中評社副社長王平（右）、中評社採訪主任林艷（左）合影。 |
他說，“去年，梁振英對唐英年，他們也知道這是民意的比拼。唐英年說，要是我當選，每個老人家每個月派3000港幣。梁振英說，我派2200港幣。梁振英的派錢要經過資產審查，這比較符合政府以往堅持的原則，但如此一來便遭到很多老人家的反對。老人家們認為，他們為香港工作了幾十年，現在退休了，領點補助居然還要查我？雖然梁振英政府仍是堅持了資產審查，但香港畢竟還是要朝著增加福利開支的方向發展。”
雖然政黨也知道，選舉中的承諾很難全部兌現，但是為了爭取選票，各候選人承諾的基數會越來越大，因而低稅制受到的壓力也將會越來越大。
普選並不保證一定社會穩定、生活富足
香港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刻意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簡單地加以政治化、口號化處理，導致有些民眾認為普選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此，對西方選舉政治素有研究的曾鈺成指出：“看一個制度是否優越，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在這個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來越好。”
他說，我們可以從近20年的世界變化觀察與思考。上世紀最後的十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蘇聯原先的加盟國走向了所謂的‘西方民主之路”。1990年代，西方的政治學者和民眾普遍認為，人類社會已經找到了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即以定期、公開的選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但新世紀開始不到10年，就出現了很多情況。比如伊拉克，美國從外部通過暴力推翻其所謂的獨裁政府，大家覺得，人民解放了，應該馬上就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但現在10 年過去了，伊拉克有民主政府麼？一個獨裁的政府被推翻後，是無法立刻就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的。蘇聯解體後，許多加盟國家的民主化道路也沒有搞得很好。一些西歐和東歐的小國，例如捷克、波蘭，它們都有民主的歷史，所以轉過來相對比較順利。但是一些中亞都在歡呼顏色革命成功的國家，看來也是不那麼順利。就算實現了民主的選舉，也沒能建立一種穩定的、開明的社會。
東亞、東南亞有一些國家也展現了這種困惑：“例如菲律賓民主已經走了30年了，但現在的情況也不是很樂觀。可能阿基諾三世現在好一些，但不明顯，有些地方甚至在退步。經濟沒有當年發展的快，人民的生活也不見得比過去改善很多，發展相對周邊國家明顯遲緩。泰國的民主也是如此，選舉之後，輸了的一方不服，要通過其他方式來推翻選舉的結果。這種政爭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影響，大家都很清楚。”
曾鈺成說，以美國本身為例可能更有說服力。2007年開始，美國出現了金融海嘯。“大家一看，以美國處理的方式，受害的還是老百姓，大財團是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國家卻還要用老百姓的錢來補貼他們，不讓他們倒閉，但是那些銀行家、金融機構的高層都拿了高額的花紅，這是民主的追求嗎？這麼多年來，很多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學者都在探討，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的，但為什麼美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不公平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呢？”
發展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香港實現普選並不就等於萬事大吉。曾鈺成強調：“也就是說，我們看一個制度是否優越，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在這個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來越好。在某些所謂的民主國家，內部矛盾越來越明顯，基層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