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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王平攝） |
選舉人才多 管治人才少 在香港實施普選的過程中可能更加明顯
曾鈺成在接受專訪時坦言，香港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行政長官普選上，但是即使2017年香港能夠順利完成行政長官普選，也並無把握真正解決當前存在的一些情況，比如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政黨的作用等等。他指出，當前香港在兩個方面上還處於比較明顯的空白，一是政治人才的培養；二是科學而完整的政策研究。
曾鈺成說，“在彭定康之前的港督都是英國外交部派來的外交官。他們雖然不懂香港，但是具有政治管理才能方面的訓練，指揮著十分廉潔而有效的香港公務員隊伍就把香港管治得很好。也正是在港英政府實行的這樣一種運行模式之下，香港本地精英基本沒有獲得過成為政治人才的必要訓練，香港也就沒有形成政治人才的積蓄。香港回歸之後，開始由中央信得過的行政長官掌握大局，公務員團隊負責執行。只是回歸不到五年，便發現這樣行不通。因為香港的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比如立法會議員從過去的委任變為選舉產生。每一個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都必須充分考慮選民和選票的訴求，甚至每一件事都要考慮政治後果。很多人在埋怨泛政治化，但沒有辦法，現實就是如此。”
“當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香港的管治都很有效，說明當時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很成功的。所以就把當時政府的架構直接抄進了《基本法》裡。但當時的立法局議員都是委任，這一條就沒有抄。不過這一條帶來的變動是很大的，現在從委任變成了選舉，隨著這個轉變，《基本法》裡原來設計的香港政府的行政主導，現在已經沒法保證了。英國人在的時候立法機關全部議程都由總督決定，所有議員也都是他委任的，當然是行政主導了。”
“中央在《基本法》裡加了一些對立法會的限制，這是在過去沒有的。回歸前，議員可以提出任何法律草案，但現在不行：涉及政治體制、政府運作、公共財政這三方面的都不能提了；另外凡是影響公共政策的法案都必須經過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能提，這就等於把議員的部分法案提案權都剝奪了，很多議員對此都不滿意。儘管如此，議員可以否決政府的提案，行政主導便沒法保證。”
他表示，即使民建聯在香港是黨員最多的政黨，在政治人才的培養上也是不足的。多年來，民建聯培養了一批選舉的人才，懂得了如何去物色、培養新的參選人。但過去的21年，卻沒有著力培養相關的管治人才或能進入政府任職的政治人才。“因為，我們一直覺得這不是我們的使命，”他說，同時，也因為建制派和反對派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比如反對派對於成為執政者感到希望渺茫，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使命與力量集聚於對抗政府，自然也培養不出很好的管治人才。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執政黨”的概念在香港並不是很適用。在實施普選的大環境下，選舉人才多但是管治人才少的狀況，可能更加明顯。
曾鈺成認為，香港“應該辦行政管理學院、智庫或政策研究機構。在一些國家，有的管治人才就是從智庫裡來的，選舉輸了就回到智庫搞研究，政黨上台了就去當官。但香港沒有從事政策研究的人能夠進政府，有的學者進了政府也難以成為主流。在外國就可以，比如基辛格本身就是學者。香港學術界研究香港本地政策的很少，因為香港很小，做的論文無法在國際性的期刊發表，對自己學術地位沒有幫助，政府也沒有相應扶持。”
政黨對於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曾鈺成認為：“政府在公共事務上應該扮演更重的角色。按照基本法，我們不是以議會的多數黨來組建政府，行政長官是獨立於立法會之外選出來的。執政黨的概念在香港也不是很適用。將來，即便是民建聯的黨員當選行政長官，也不能說是民建聯執政。”
“我覺得，隨著行政長官與立法機關通過普選舉產生，政黨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黨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打選戰，如果沒有這樣的選舉機器輔助，要在普選勝出就比較困難。民建聯成立了21年，我們可以不謙虛地說，我們有著豐富的選舉經驗，我跟民建聯的年輕人說，你們現在的條件比我們以前好多了，當時我們白手起家，在選舉上知之甚少。現在，你們代表民建聯參選，你們都不需要自己傷腦筋，民建聯有整套的參選支援服務。”
他說，2017年實現普選及其以後，如果候選人要尋求政黨支持，各政黨就會看誰更能滿足各政黨的要求，更有益於各政黨的發展與壯大。如此發展下去，候選人可能就會研究思考，如何與各政黨來進行討價還價。所以就很可能出現這樣的狀況，候選人同一個、或多個政黨團體建立一種契約的關係。“我們民建聯當然也會向行政長官推薦民建聯背景的候選人，讓他向北京推舉，擔任重要的崗位。”他強調，這樣發展下去，香港各政黨對於特區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後方支援記者：楊天 孫儀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