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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義虎參加小組討論（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
二是中美貿易戰已經完全開打。2018年3月，中美發生貿易摩擦，7月美國正式發起對華貿易戰。這其實是它完成對華戰略定位調整後的一個起手式。今年1月15日中美雙方經過艱難談判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貿易戰所涉及到的很多問題如潘多拉盒子打開後的情形，已經引發了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問題，甚至還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問題。近日，特朗普又發狠話，要跟中國斷絕關係，就是從“脫鈎”到絕交。固然，這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語言，說這話跟他處理目前國內新冠疫情不力有關，奧巴馬說特朗普對疫情的應對是“徹底混亂的災難”，輿論說他對美國“慘狀”產生了絕望，因此他想甩鍋中國，與中國斷絕經貿關係仍然既可能是他的出氣筒，又可能是他玩冒險的所在。
三是新冠疫情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有人把中美貿易戰說成是“史詩級”的，新冠疫情則還要高於這個量級。現在，學界對新冠疫情在世界經濟、國際政治方面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和後果，已有很多討論，出現了多種觀點和預測，但大都是假想式的，臆測性大。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全球疫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確實有很大，但目前連醫學專家和疾控專家都很難對疫情的拐點和結束時間做出判斷，這就意味著，全球疫情仍然是過程中的事，是進行時，現在就說疫情對國際格局有什麼影響，已經是什麼格局了，對國際秩序有什麼影響，國際秩序發生徹底變革了，都是為時過早、也過於武斷。我的觀點是：新冠疫情對國際經濟、政治肯定會有很大影響，但它對國際秩序到底會有什麼影響，對國際關係最終會產生什麼影響，肯定跟它落幕的形式有關係。因此，一定要在疫情結束的時候，才能看出真實的影響。所謂落幕的形式，包括疫情的嚴重程度、造成的最終後果，如確診病例人數、死亡人數，還有死了什麼人（比如在美國，死了窮人、老人跟死了富人、名人是不一樣的）；也包括對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基本民生的影響；還包括這背後的防控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讓人滿意。
對美國也是一樣，新冠疫情、特別是特朗普的應對措施對美國國內政治有什麼影響，影響程度多大？也是跟疫情在美國的進展和最後落幕的形式有關。因為當前疫情在美國呈現蔓延之勢，美國成為全球疫情的最大“震中”，這跟特朗普初期對疫情的輕忽、開始時做大號流感對待有關，美國政府的防控政策，或者說就是特朗普的防控政策顯然出了很大問題。疫情對美國的救治能力、醫護系統是大考，對經濟與民生都產生了致命性影響；同時它也是對美國聯邦制的考驗，也是對其政黨關係的考驗。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中的“政治極化”越來越嚴重，現在從統計數字看，共和黨的州、民主黨的州，病例人數和死亡人數比例高低懸殊太大，民主黨各州的死亡率遠遠超出全國的平均死亡率，真實的數字並不見得是報出的那樣，但背後實際上就是政治極化的一種反映。加上正處在大選前夕，因此特朗普是否能夠當選，應該看7、8月份以後的疫情控制情況，特別是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如果數字太高對特朗普就十分不利。當然，新冠疫情因素也投射到了中美關係上面。前一段時間，美國借“病毒冠名”、“病毒起源”大做文章，主動對中國挑起口水戰、泥巴戰，已使中美關係在疫情期間更趨惡化。如果下一階段疫情防控不利，“選舉優先”、“經濟優先”的特朗普肯定會霸凌甩鍋中國，置中美關係好壞於不顧，因此，“疫情因素”顯然是後疫情時代中美關係中一個新添加的異數。
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勢必都會影響美國對台政策及其在台灣問題上的作為，美國會更看重台灣問題牽制或在前沿遏制中國的戰略價值，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反覆打“台灣牌”，包括在眼下疫情的關鍵時刻也打“台灣牌”。如3月下旬出台“台北法案”，近來加大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力度，軍艦、軍機到台灣附近海域頻繁活動。可以說，在中美關係疫情期間出現某種惡化的情況下，美國加大了打“台灣牌”的力度和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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