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那麼，中美關係的出路在哪里？中美兩國可以在什麼問題上對話合作？
劉江永：中美兩國如何在競爭與合作過程中妥善處理好彼此之間的關係需要雙方的智慧和外交藝術。中美兩國如果能多溝通，多對話，少對抗，避免衝突和戰爭，這無疑是世界的福氣。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政，但中美可以就包括東海、南海、台海、釣魚島歸屬細節等，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減少誤判，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我們看到，拜登執政後不時會說錯話，中美之間的原有矛盾依然存在，但拜登與不斷加劇中美矛盾的特朗普、彭佩奧不同。他任命善於與中方溝通的前國務卿約翰·克裡擔任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同中方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保持積極對話，達成一系列共識。他還任命比較了解中國和日本的坎貝爾擔任印太事務協調官，以利過濾和平衡各方情報和政策。坎貝爾上任之初建議，中美雙方各讓一步，減少對抗，增加對話。此外，他在一些場合表示，美國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拜登政府情報系統歷時3個月的調查並未得出結論，雖對中國頗有微詞並拒絕國際社會對美國進行病毒溯源，但未像特朗普那樣竭力甩鍋嫁禍中國。美國社會整體對華印象不好，但並非固定不變。美國經濟界亟需從與中國脫鈎轉向進入中國市場。美國一些熟悉中日兩國的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也希望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與美國共和黨支持者相比，民主黨支持者對中國印象相對正面，但仍需增加對中國防疫、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真實現狀的了解。中國也需繼續向美國、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的歷史轉折關頭，最終要的是我們要把中國自己的事辦得更好，以力自保，以德治世。在堅持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大原則的前提下，要特別注意外交外宣技巧，善於擺事實講道理以及對個人的尊重；要從戰略全局和長遠角度來判斷和處理一些具體問題。中美兩國求同存異，加強對話、合作至關重要。我認為，關鍵是中美兩國要正確把握兩國關係前進的方向和航路。關於全球安全，中美需要從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方面，就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加強對話，爭取形成共識。從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角度看，21世紀中美兩國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共同維護《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戰後國際法基礎和國際秩序，共同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防疫等方面加強可持續的務實合作。
就中美日關係而言，要防止衝突，謀求改善，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在台灣問題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選擇，堅決阻止任何形式的“台獨”行徑，這不僅有利於台海和平，也有利於中美、中日關係穩定。第二，中方在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問題上要善於澄清爭議，而不能簡單地“擱置爭議”，不能讓它成為引爆日本反華民族主義的起爆器和中日軍事衝突的導火索，這一點具有戰略意義。
中評社：明年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們應如何理解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就台灣問題做出的承諾？
劉江永：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間節點。兩國政府和領導人、兩國人民和有識之士，在50年前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歷史選擇，就是結束戰爭狀態，實現邦交正常化，日本與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
當年日本的田中角榮內閣執政以後，改變了佐藤榮作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政策，邁出了勇敢的一步。當時輔佐田中角榮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日本的外相是大平正芳。他是日方在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的一位功臣。田中、大平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曾作為低級士兵和官員被派到中國，知道日本在中國做了壞事，戰後積極主張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作為日本政治家，他們勇於面對來自日本國內“台灣幫”的壓力和包括台灣當局在內的各方牽制，抓住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關係破冰的時機，執政後便訪問北京，一舉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這可以說是為了子孫後代，打開了中日關係前進的道路和交往的大門。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兩國經濟、外交、人員往來取得長足進展。
其實，中日兩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在當時也存在，不過在兩國領導人及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較為妥善解決。在邦交正常化半個世紀後出現不愉快或危險傾向主要是由於，當年在日本執政內的田中、大平等自民黨內主流派系已分崩離析，而當年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台灣幫”的派系傳承人則成為目前日本政治權力中樞的支配力量。這背後是一個日本權力轉移的結構性問題，是日本現任政權背叛了大平政權以來的自民黨的對華友好合作政策。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談判時涉及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台灣問題，包括日本必須和台灣當局斷交才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聯合聲明中體現了中方的這一原則立場，也體現了日方在國內矛盾錯綜複雜情況下採取一種明智的選擇或者說不得已的表述。在正式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
由於當時日本國內特別是執政的自民黨內有“親台”勢力反對，關於如何表述涉台立場成為日方的一個難題。日方內部意見不一，所以最初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場，而非“承認”。中方並未接受，這就讓日方必須考慮如何應對。大平正芳與田中角榮商議後決定再補充上一句話，即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這是日方的最終方案。
周恩來總理看到這個方案認為可以接受，請示毛主席後馬上拍板。因為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8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1943年《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一切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當時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同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浴血奮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中國的立場。所以新中國政府仍強調《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的有效性，以及法律上繼承的正統性。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寫明這一點，也意味著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是中日之間有效的國際法文件，正式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所賦予的所有權利。其後，聯合聲明又經《中日和平條約》確認，從而確立起戰後日本應該遵守的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根基，這一點非常重要。日本曾有人認為，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未寫明承認中方關於台灣歸屬的立場就是沒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如上所述，中日雙方已通過聯合聲明確認了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等於承認台灣歸還中國，而且時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已做過這種解釋。
大平正芳在《中日聯合聲明》簽署後，於1972年9月29日在中國民族文化宮正式宣布，日本對照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經緯，台灣已歸還給中國，日本和台灣的官方關係就此失效。大平回國後又在日本第70屆國會上發表外交演說稱：“對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經緯，台灣根據這兩個宣言的意向應歸還中國，這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我國政府不變的立場。在聯合聲明中所說的‘堅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立場的政府立場’，即是表明了這種見解。”
我認為，中日兩國應該重溫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當中這些點睛之筆。同時也要看到，日本當前的這些問題不是突然地出現，實際上是曾對大平正芳施加種種壓力的人的後代們成為當權派造成的，中日關係必然漸行漸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日雙方就釣魚島問題達成擱置爭議的政治默契。現在，中日圍繞台海局勢和釣魚島歸屬認知爭議則出現軍事對抗的征兆。日本政府不僅根本不承認中日存在領土問題和達成擱置爭議的共識或默契，而且在甲午戰爭後首次拉攏美國協防釣魚島，主動領跑帶節奏。
從 安倍到菅義偉，日本讓三屆美國總統、美國國會，都支持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全條約第5條。日本防衛省同時利用這一矛盾，在西南諸島部署自己的軍事力量。這也是甲午戰爭以來的第一次。這種軍力部署不只是針對釣魚島，也是針對台海局勢。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台斷絕所謂“外交關係”50周年。每到這種年份，日本都可能出現破壞中日關係的活動，台灣當局也會借機顯示對日關係的“突破”，給自己壯膽。
日本外務省也許會解釋稱其政策沒有改變，日本和台灣是民間務實關係，但上述日本政要的言行明顯有違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相關承諾，根本沒有尊重中方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場。這實際上也是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努力和貢獻的日本前領導人、外務省前輩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背叛。在中日邦交正化50周年之際，我們若只滿足於舉杯祝酒，而不不善於澄清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的事實與法理，客觀上就會放任日本以錯誤信息進行單方面洗腦，結果必然導致日本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為保護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也要保衛台灣，從而給中日關係埋下更大隱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