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思想與意義治療的會通
傅偉勛最早將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引用到東方的哲學上，並作了創造性的轉化，使中國哲學與意義治療有了接軌與融通。中國傳統的心性學，包括儒家、道家與佛家，皆重在生命意義的抉發，可說是意義治療的大宗。
有關意義治療學的論述與開發，林安梧自道：“我之接觸生死學、意義治療學，可以說是受到傅偉勛先生的啟發最多。” 林安梧認為中國哲學中的儒釋道，都強調道德實踐、心性修養的優先性，此中正隱含著一套十分可貴的治療學思維，非常值得加以闡發。據此，林安梧提出中國文化傳統衍伸出來“意義治療學”的三個向度：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從“我，就在這裡”開啟，道家型的存有治療學從“我，回到天地之間”開啟，佛家型的般若治療學從“我，當下空無”開啟。儒、道、佛三家之詮釋系統雖然有別，而在當下具體實踐上卻能相通。
在學界的研究中，以“治療學”為探討主題，曾經逐漸形成脈絡與架構，分述如下：
(一)儒學與意義治療的會通融合
儒家思想是一種能指導現代人安身立命，而且可以修己安人的價值系統。誠如牟宗三所言：“中國人‘生命的學問’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稱為心性之學” ，儒家所強調的道德實踐、心性修養的優先性，此中實隱含著治療學的思維。
孔子所倡導的仁道，是儒家探索終極真理的途徑與方式。曾昭旭言：“分析地說則可分為兩端，一端是以存養純粹的道德心為主的，我們可以稱為‘內聖學’或‘良心教’，另一端是以無窮地創辟道德世界為主的，我們可以稱為‘外王學’或‘人文教’。而無論是良心教、人文教，其根本目的，仍是為了要有效解決人生中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衝突，以成全人之所以為人，亦即體現那普遍唯一的終極真理。” 儒家型的治療學即是在此基礎下，圍繞著“人”生存在的意義，向著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而開展，借著“內向超越”與“外向超越”而成己成物，以成就道德生命的實踐。
傅偉勛在《弗蘭克爾與意義治療法──兼談健全的生死觀》一文中指出：“弗蘭克爾曾在《醫師與靈魂》一書中說：‘實存分析教導人們把人生看成一種任務或使命。’弗氏此說與孟子的性善論及正命說不謀而合。弗氏的意義意志類似孟子在人性的高層次肯定超越自然本能的本然善性，而他‘人生乃是一種任務’的實存意義觀，亦會通著孔孟以來儒家所體認的正命或天命，亦即‘人生是天賦善性所不得不弘顯的道德使命’” 弗蘭克所說“人生是一種任務或使命”與孟子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可看出二者相會通之處。這也正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意旨相互呼應。
唐君毅認為孟子學的精神在於興起心志以立人，唐君毅言：“吾對整個孟子之學之精神，遂宛然見得其中有一‘興起一切人之心志，以自下升高，而向上直立之道’，自以為足以貫通歷代孟學之三大辨中之意旨。斯道也，簡言之，可姑且名之為‘立人’之道。” 唐君毅從對孟子學為心學的肯定出發，且特別重視心的自發性，強調孟子的“即心言性”，近於王陽明以“心即理”釋孟子的立場。
林安梧經由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書中的論述，將其轉化而提出所隱含“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其實是一個道德的覺醒。把任何的悲苦，任何的不順通過這樣一個自覺的過程，往上提升而上遂於道，由這個道體再開啟一個生命的動力。這樣的方式是以“我，就在這裡”的論式而展開的。這當下的承擔其實就是孔老夫子說的“當仁不讓於師”。 儒家生命所追求的意義是來自於生命最底層的憂患和關懷，而這憂患和關懷是上透到“天道性命相貫通”。
傅偉勛對於宗教上的生死智慧，特別以王陽明被貶官貴州龍場驛，在真正面臨生死交關時的悟道為例證，說明王陽明在整體儒學發展上有其獨特之處，與弗蘭克在納粹集中營雖避開了毒氣室死亡關口，卻也因饑餓體弱而身染重病，數度在垂死邊緣掙扎的生平極為近似，他們的生命都曾經遭遇過極端的苦難歷程而存活下來，在心境的體悟上，與孔孟儒學和朱熹理學有很大的區別。 這種“本體實踐學”的體驗和領會，是儒家意義治療的重心。
(二)道家與意義治療的會通融合
林安梧認為“道家型的存有治療學”是以“我，歸返天地”而展開的，也可以說就是“我，歸返自然”，天地自然就是常道。道家把人放回自然天地，用這自然天地的和諧性、調節的力量，讓個人生命如同安臥在母親的懷抱，因此而獲得照顧，使人與萬有一切的糾葛能全然放下而得到成全。道家的重點不在主體能動性的承擔，而在經由一個反思的活動，回溯生命自身，讓自己照亮自己，當能夠照亮自己時，即同樣可以照亮世界的人、事、物，在此過程中，即能體會：世間最好的善，並不是以善去對峙惡，而是以善化解惡，讓善與惡能恰當、和諧地相處。 道家讓自我歸返天地，也因此使自我的動能，發揮到了極致。
袁保新的研究中，援引了西哲“治療”的精義，正式提出“文化治療學”（Therapeutic of Culture），袁保新言：“‘文化治療學’（Therapeutic of Culture），是我為了征定老子哲學的現代性，所自鑄的一個名詞。它主要在表明兩點，一是老子的形上思想和西方形上學不同，它所關懷的‘世界’，是以人作為行動中心所輻射出去的‘價值世界’，而非順‘對象之一般’（object in general）所指涉的存有物世界；而另一是老子哲學應‘周文疲弊’這一機緣而發，其與儒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智慧、精采全在於此批判、治療，而非積極的建構。” 老子的哲學所關心的，乃是以人為中心的價值世界。
袁保新認為道家的論述中，隱含有治療的作用。其言：“老子哲學雖然是針對春秋時代以降‘周文疲弊’這一文化現象而發，但是只要人存在世上一天，文明的創作不可能離開天、地、人、我所提供的活動場域，那麼，由文化失調所導致的價值失序、世界觀危機，就隨時需要老子這種奠基在存有學洞見之上的文化治療學，一方面將人類心靈從某種價值的偏見與獨大中拯救出來，另一方面為僵化、停滯的文明重新接上活水源頭。” 乃以哲學思考的角度和人文的關懷出發，掘發老子哲學對人心與社會的治療作用，以文化治療學的方式，呈現老子思想的現代化意涵。
對於“莊子治療體系”的建構，高柏園有一番統合性的創論：“莊子的治療體系基本上的進路並非採取積極的建構方式，而是採取一消極的解構及超解構方式加以進行。……莊子乃是針對已有之相關身體、語言、社會共建之意義或是‘實在自身’之種種論說或體系，進行後設性的反省，經由消除其中之偏執，完成其對所有論說或系統之安頓，亦即完成了對人心靈之病痛的消除，由是完成了心靈治療的目的。” 高柏園試圖指出現代人心靈困惑之所在，而以身體觀、語言觀及心靈開放三個面向，呈顯莊子思想中的心靈治療體系。
王邦雄對於儒、道兩家思想的現代價值，有如下的詮釋：“有了儒家的修養，身心靈同步成長，人就不必自我膨脹，而可以‘仁者安仁’；有了道家的工夫，身心靈得到了安頓，人就不必自我悲憐，而可以‘道法自然’。儒家擔得起，道家放得下，二者微妙的結合，而產生了生命人格的平衡與成長。 王邦雄認為儒、道兩家，是指導當代人身心安頓、獲得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智慧。依循儒家的修養，可使身心靈得到成長；經由道家的工夫，可化解身心靈的困頓，二者結合，可使生命獲得智慧、化解危機，進而完成理想。
呂錫琛則結合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理論,發掘道家的意義治療思想和心理健康智慧。她認為道家注重養德調心、心德互養，在意義治療的思想上，體現在幾方面: 返璞歸真,因性而為;“為人”、“與人”,超越自我;不與物遷,寵辱不驚;清心寡欲,不為物累。她將心理治療與精神層面的意義治療和道德修養緊密結合,期許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教育、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療學。 呂錫琛經由對莊子原文的爬梳，以及對意義治療思想的結合，認為人們應當要自覺地追尋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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