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對於介入台海問題也是做了相應準備的。首先，在強化自身軍事能力和部署調整方面，日本近年來連年增加軍費，軍事重心進一步向西南方向集中和集約化，推進靠近台灣的島嶼軍事要塞化等。其次，在理念上，日本強調“先發制人”並將其化為政策實踐，即發展進攻性武器，如水面作戰平台的航母化，計劃部署1000枚導彈等等。第三，在法律層面，與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相配合，2015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包括《武力攻擊存立危機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美軍行動關聯措施法》等計兩大類共11個法律文件的所謂“新安保法”。第四，圍繞台海問題，日美深化軍事合作。2014年日本政府以內閣決議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深化日美軍事合作解套；近年日美兩國還公開將台海問題正式列入“共同戰略目標”，並根據形勢發展不斷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借以推進平時聯合演練和戰時無縫銜接；高頻密舉行以台海為指向的雙邊以及與盟國間的多邊聯合軍演，從情報收集、後勤補給到聯合作戰，形成了多維度、一體化、機制化形態。第五，輿論準備，如2021年日本副首相兼財務金融大臣麻生太郎聲稱，如果台灣遭到攻擊，日本政府將認定這是“存亡危機事態”，有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國共同保衛台灣；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聲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意在“先聲奪人”。此外，日本還以“黨際”或“議會”名義，公開與台灣民進黨等直接進行所謂“外交安全對話”。至於水面下日台間的安保互動，媒體也多有披露。
中評社：日本一些政客在台灣問題上動作頻頻，如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竄訪台灣；與此同時，日本也展現了與中國積極溝通的意願，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天津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共同主持了中日第九次高級別政治對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您怎麼看日本對台政策的走向？
胡令遠：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一意孤行竄訪台灣引起軒然大波半個月後，楊潔篪主任與秋葉剛男局長在天津進行了長達7個多小時的會談。不言而喻，台灣問題是這次對話的重要內容，因為疫情等原因時隔兩年半舉行的這次中日外交、安保高層次面對面的直接交流，對於圍繞台灣問題出現的新情況以及雙方新的關切與基本立場，彼此增進了瞭解，有助於減少誤判和形成新的共識。所以這次對話非常及時，具有特別的意義。
冷戰後特別是近年來，日本關於台灣問題的基本戰略思路，既有相對穩定的考量，也有根據事態發展靈活處理的一面。
所謂相對穩定的基本考量，首先，依托目前美國在軍事、科技力量等總體占優的態勢，最大限度集合同盟國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台海問題為突破口，軍事干預中國的和平崛起。而一旦台海有事，並不存在日本是否配合美國的選項，而是怎樣配合的問題。作為策略考量，日本在配合美國的同時，如何將中國的反制和報復降到最低程度。不過，因為中日兩國是近鄰，加之有很深的歷史糾葛和恩怨，一旦發生軍事衝突——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對於日本來說不啻是拿國運作賭注。從實際操作方面，因為和平憲法的存在，日本只能依據解禁後的“集體自衛權”介入，其行使的前提條件是對日本形成“存立危亡”的事態發生，但實際上對這種事態的判斷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就會帶來“倒閣”的風險。所以，日本政客雖然對“以台海問題為抓手，與美國及西方世界聯手以軍事手段阻斷中國崛起”的考量心存僥幸，但這無論對日本的國運還是對他們本人的政治生命，似乎都是無法承受之重。因而，糾結於僥幸與代價之間，也就成為日本難以逃避的宿命。其次，日本的第二個戰略考量就是台海維持現狀，不統不“獨”。日本與美國、北約等聯手，通過包括“印太戰略”在內的各種機制化平台，對中國實現統一形成牽制和威嚇，期待隨著時間流逝，台灣對大陸越來越離心離德，他們再見機行事。但日本也知道，時間在中國一側，所謂“不統不獨”的局面遲早會被打破。即便如此，盡力維持依然會是日本的戰略選項。
今後日本對台政策的走向，應該是基於上述戰略性考量，利用國際格局的變化，如俄烏衝突等的影響，不斷強化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機制，利用科技等優勢對兩岸關係施加影響，同時，利用地緣優勢等，不斷密切和深化日台各領域合作，為一旦台海有事作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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