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對華政策可能有起伏 中國要有戰略定力
中評社：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後，日本政治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您認為日本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對中日關係有什麼影響？
胡令遠：安倍突然遇刺身亡對中日關係有比較大的影響。這件事使日本政壇產生了一種失重感，原來右翼勢力的核心突然沒有了，日本政治勢力需要重新整合。
岸田首相在自民黨派系中屬於有重視日中關係傳統的宏池會；如果他要長期執政，就必須將他提出的實現增長與分配良好循環的所謂新型資本主義落地，如果蛋糕越做越小，再合理的分配也沒有用處；而要實現增長，強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應該是岸田的選項。按照以上判斷，岸田執政對中日關係應該是利好消息。
2006年安倍第一次執政，我們對他並不報期待。但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把兩國關係定位到“戰略”高度是一個突破。但他在位僅僅一年，與他的前任小泉純一郎相比，中日關係其實也並沒有得到真正改善。2010年日本民主黨執政初期，鳩山由紀夫首相提倡東亞共同體，對中國友好，我們對民主黨政權寄予很高的期待。但2012年的購島鬧劇，也恰恰發生在民主黨野田佳彥執政時期，令人大失所望。2012年底安倍梅開二度，中日關係持續惡化。到其執政後期的2018年左右，中日關係由低谷重回正軌。但新冠疫情發生後，兩國關係總體呈後退態勢。以上中日關係起起伏伏的事實說明，兩國關係的好壞，雖然與執政者的對華理念相關，但其實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因此具體到岸田來說，除了他個人的對華基本理念、態度和意願之外，美國因素的制約，國內右翼政治勢力的杯葛，近年持續低下的民意基礎等，決定了岸田政府對華政策的搖擺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致力於建構穩定的、務實的建設性中日關係。
而從岸田執政一年來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在安全理念上強調先發制人，具體為日本應該具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他利用俄烏衝突強化與北約的關係，並加強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的安保合作。而在經濟安保方面，則積極配合美國，出台針對中國的經濟安保法，設置專門擔當大臣，打造印太戰略的經濟安保框架。以上種種，包括在涉台問題上，岸田在對華戰略和政策取向上，表現出強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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