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無論整個中國沿海經濟的發展；也無論是兩岸與南海的穩定，尤其是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現，需要在“亞洲地中海”的宏觀背景下來加以推進。在區域經濟合作的背景下推進祖國統一事業，可能會花費較長的時間，也需要更大的耐心。其中，還一定會再經歷類似於“佩洛西竄訪”緊張對峙的嚴峻考驗，因此，也難以完全放棄非和平手段作為後盾。但是，盡可能地避免類似俄烏戰爭的惡果，以最大的戰略定力和決心、最大耐心爭取兩岸和平前景，這更加符合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初心”。
馮紹雷表示，本機構在前十年曾參與一個與新加坡、韓國、日本、挪威、俄羅斯，後來還包括德國在內名為“最後的邊疆”（指北海通道與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的多國研究項目，延續多年的這一研究項目充分地反映出相關的各方對於經過北方航道，連接歐洲與亞太經濟；以及在東亞、中北亞、東南亞各板塊之間發掘經濟互補性的巨大熱情。俄烏戰爭的爆發，大大深化了全球轉型中的危機狀態，給世界帶來極大的不確定因素。但是，在此背景之下，俄羅斯再次重申經濟戰略東移，這又是一個困局之下不可多得的出路。歷史上，唯有列強通過在亞洲擴張，從而來實現各自在西方的爭權奪利與勢力均衡。今天，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以亞洲合作與發展的成就，反過來向西方提供和平發展的啟示與契機。
馮紹雷說，總而言之，“亞洲地中海”是我們從全球轉型和經略歐亞的大局出發，通過經濟合作尋求擺脫危機路徑，使得這一地區的任何一方都不脫離亞太區域的整體發展，都能得到區域合作建構的規範，也都能受惠於合作成果的一個可供選擇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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