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確存文化差異 逐步了解可破題
胡定旭指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文化的確很不同，因為畢竟香港長期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管理模式，而內地慢慢才開始開放。
以對審計（audit）和審查兩個概念的理解為例，胡定旭指出：審計是會計師的專業工作，目的是對企業的年報有否真實及公平地反映企業的實況提供專業意見；審查則是對一些行為或情況作出深入調查，類似有人偷了錢，然後要去調查的概念。
不過早年內地方面普遍混淆了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以至於胡定旭在內地為一些企業做審計工作時，對方的一些員工會以為是在審查他們，因此乾脆不願理睬。
甚至有一位香港的會計師去為某央企做審計工作，卻突然申請要辭職，初時說是因為覺得自己不適合從事會計行業，但是大家都認為這位會計師做得不錯。
追問下去，這位會計師才肯透露實情：在開始審計這間央企之後，對方一位對口的會計師說自己腦部生了腫瘤、要休病假，於是那位香港的會計師擔心是因為自己問得太多，將香港那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審計態度帶到內地，令對方得了病。
後來才得知，其實對方那位會計師只是因為不明白香港的會計師所做的審計工作，以為是要審查他有沒有問題，所以才裝病休息，避免惹上麻煩。
另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胡定旭自己身上。1985年，他第一次去內地工作，代表一間跨國企業跟內地的國稅局交涉。他形容當時內地部分官員的態度：我說什麼就是什麼，就算法律怎樣寫，其中的內容可能有可商討的空間，但我就是不管，我說要抽稅就是要抽稅，大不了你就不要來做生意。
胡定旭又介紹說，當年第一批H股上市的時候，內地就提出要跟國際接軌、在賬目上不能作假、要引入董事局制度。但是他發現，當時在內地開董事會，董事長講話，其他沒有人敢說不。這便形成了同樣開一個董事會，香港可能要兩小時，內地五分鐘就搞定了，意味著當時內地的董事會會議只是走一個程序和形式，而非進行實質性的討論。
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某省要修建一條公路，融資方面引入了一間美國的投行。原本談得很順利，大家都認為公路的設計理念很好，十分有利地方發展，內地負責的官員預計兩年半可完成。
“但是中間突然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差點令整個工程做不成。”胡定旭說，當時這間美國的投行要求內地有關部門列出工程的詳細時間表和路線圖，例如資金具體花在哪些方面、工程進度如何安排等。不過內地官員覺得：有沒有搞錯，我答應你這筆資金、這段時間可以建完，超支或者延期我自己承擔，你為什麼還不信我？
最終成功斡旋解決的胡定旭認為，在這個案例中，內地的官員和美國的投行都未必有錯，因為前者已經承諾如果資金出現了問題，自己會承擔，而作為一個省的政府，的確有這樣的能耐；而從後者作為一間投行的角度，它要找人來投資，也有責任去要求具體的計劃安排，例如到哪一個階段需要多少資金。
胡定旭總結說，是不同文化的差異，引起了當時的衝突。不過他表示，如今在內地一定不會出現這些情況，現在內地的央企、國企以至政府都很明白，如果需要融資，就應該要提供充分的資料，而內地方面現在亦很尊重專業的意見。
“這些就是文化上的不同，對一些事物會有不同的理解，這需要互相一步步經歷、一步步了解更多。其實有些情況現在已經改善了很多。”
例如對審計和審查的誤解，胡定旭說自己和同事在那次事件之後，在內地一間企業開始工作之前，都會事先解釋清楚，避免雙方產生誤會。而在內地的董事會會議上，經過多年的發展，胡定旭發現實質的內容開始逐漸出現，而且會真正詢問獨立董事的意見。就算是內地官員的態度，也令胡定旭覺得改變了很多，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現在大家可以講道理、去商量”。
“雖然還未到最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些轉變都是好的現象。”胡定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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